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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重建凤山上乘寺记”
凤山上乘寺位于上虞区上浦镇大善村西北凤凰山边，现存寺殿规模不大，为民国初重建，文革后信徒捐资修缮。然而，相传该寺历史悠久，立寺至今已有近1700年之久。近日，翻阅《上虞县志》及《越中金石记》发现记载有元胡长孺撰写的《重建凤山上乘寺记》一篇，读后慨胡汲仲辞章之余，更惊于上乘寺的曾经辉煌。
重建凤山上乘寺记，是由四明(今上虞章镇与丰惠交界)的胡瑛按书稿镌刻，将仕郎(元朝时给予官员的赐号)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长山场盐司丞(官职)胡长孺撰写，太中大夫秘书卿(元朝官职，正三品从)泰不华书写并篆额。
佛教在江东一带流传，到东晋开始盛行，东晋元帝时，依山建寺，由于此山地势祥和，呈凤凰展飞之势，所以，朝廷封这座山为“凤山”。
唐代宗时，有一个嘉猷禅师在这儿居住，他的道行高超，名声传闻于朝，代宗就赏赐寺名为“休光大善道场”。
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2年)，有位叫道全号三白的和尚，拆寺重建，寺院更加宏大。到唐懿宗时(公元868年)，改名为“大兴善院”。
五代吴越时期，吴地(今江苏一带)有一个僧人叫法真的，因仰慕嘉猷禅师的道行和名声，来到寺中，围绕着嘉猷禅师的舍利塔跪拜行礼，当地越人很是惊异，所以请他居住在凤山。法真和尚讲说经论超越千言万语，其中讲解佛经中的涅槃重生为最佳，所以当世称他为涅槃和尚，经他剃度的弟子有十人。上乘寺建于东晋，至今有一千余年，前有嘉猷禅师，后有涅槃和尚，传道佛法绵延长久不绝，当时称得上德高望重之人都举足前来礼拜。
宋朝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朝廷改赐寺名为“上乘寺”。
到了元廿九年(公元1292年)，上乘寺毁于一场大火。后来仁育大师来到此地，真应和尚不忘根本，和法孙弟子自然领头建造大雄宝殿，前淮安路万户(元朝官名)杨思谅被仁育大师的真诚所感动，带着其家人出资造佛像、给各路神像绘彩镀金装饰，并为各殿立额刻匾。然后讲法的法佛堂、各僧的住房、藏经阁吃斋房等等全部建成，这些都由仁育大师置办，而观音殿，香积厨(大雄宝殿右侧寺僧斋堂)，则由僧人正沦、择朋出资建设。
仁育大师又考虑到寺已建成，僧人无以为养，又买田地若干亩，还有砍柴山种菜园，所需全部备足，丰衣足食，人们全都汇集过来，人人都说仁育大师所建立的功绩，和当年唐三白大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看世上之人，凡是搞寺院建设，费劲劳力，时间又长，仅能完成一些，而佛教寺庙遍天下，瓦砾废墟之区，荆棘丛生之场，或者在栋宇彩绘，画得神像飞动耀眼，好像有鬼神飞来一样，那这样的教义有什么意思呢？
然而这里的教义以佛释迦牟尼为祖，以佛法为宗旨，僧人没有家室，所以没有养儿育女的累赘；不为个人谋利，所以没有奉养父母的负担；不混迹于普通老百姓，所以没有耕凿之劳苦；又不在衙府领工资，所以不用参加赋役。专心致志，攻苦茹淡(做艰苦的工作，吃清淡的食物)，矢心自誓(下定决心)，天长日久，意志坚如金石，守信如订立的契券，其他人成功也非难事。
仁育大师才思敏捷而励志勤奋，定能力兴上乘寺，并且又推荐真应和尚为他的接班人，四方来的人其至如归(好像回到家一样)，没有不意满的，这些都可以用文字写下来的，作这篇记，是为了传给后人不要忘记当初仁育大师的志向。
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龙集丁亥八月旦日建。真应大师住山(修行)释妙境(是否可解释为圆寂)，三山比丘(和尚)众：普润、道腴、弥邵……等立石。
读罢此记，感慨万分，看来上乘寺的确算得上是古代名剎，自东晋立寺至今1700年，其经四次朝廷赐封，三毁四建，又有多少名仕撰记题额，可惜年代久远，虽有历代点滴记载，但也难踪其迹。自古凤山为越瓷之源，离此八里为东晋谢安东山再起之地，遥想当年，名人雅士汇集其中，按说上乘寺不名也难。
翻阅《上虞县志》《会稽志》《越中金石记》《寰宇访碑录》及《唐高僧记》，笔者对记中提及人士和碑记逐一考查，发现诸多，提出来和大家共商榷。
关于此记撰写人将仕郎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长山场盐司丞胡长孺
胡长孺(公元1249-1323年)字汲仲，号石塘，婺州永康人。生于宋淳佑九年，卒于元英宗至治三年，年七十五岁。咸淳中从外舅徐道隆入蜀，铨试第一名。授迪功郎，监重庆府酒务，拜福宁州悴。宋亡，退栖永康山中。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下诏求贤，有司强之，拜集贤修撰舆宰相，议不合，改扬州教授。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转台州路宁海县主簿。延祐元年(1314年)，转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长山场盐司丞，以病辞后，不复仕，隐杭州虎林山以终。门人私谧纯节先生。
关于胡长孺的故事历史记载很多，史称其为官清廉刚直，算得上是历朝所推崇之能吏；特别是他的文章，名扬天下，千金难求。《越中金石记》写道：“汲仲为辞章，海内来求者如购拱璧，苟非其人，虽一金易一字，毅然不与。”门人称胡汲仲为纯节先生不是没有道理；虽然其惜字如金，且能为凤山上乘寺作记，可见当年上乘寺之名声，仁育大师之威望也是不可小视。难怪《越中金石记》感叹：“今仁育能得其文，亦非常僧矣。”
记中称胡长孺为“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长山场盐司丞”，据历史记载，延祐元年即1314年，朝廷下令胡转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长山场盐司丞，但其以哮喘病发，不去上任，然后隐居杭州虎林山直至8年后去世。由此可见，这篇碑记，应该写于1314年，否则，若写于此前，应称“台州路宁海县主簿”，此后，其已经辞官，仅写“将仕郎”即可。
关于此记书写并篆额人太中大夫秘书卿泰不华
泰不华(1304-1352)，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原名达普化，元文宗赐名泰不华(注：许多著作称台哈布哈)，先世居白野山，西域色目人，古代哈萨克族人，随父定居临海。十七岁，江浙乡试第一名。至治元年(1321)，赐进士及第(状元)，授集贤殿修撰，累迁至礼部侍郎。至正元年(1341)，出任绍兴路总管。废官牛租，令民实报田亩以均赋役，颇能兴利除弊。继入史馆，参修宋、辽、金史，书成，授秘书卿，升礼部尚书兼会同馆事。黄河决口，泰不华受命治理黄河，建议置撩清夫，以铁扫撼荡泥沙，使随潮入海，未实现。至正八年(1348)，黄岩方国珍起兵。十一年，泰不华任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十二年，行台州路达鲁花赤，与方国珍战，阵亡。封魏国公，谥忠介。
史记泰不华虽出身文状元，但其文才武略俱全，最后为元朝战死沙场，其事迹也可歌可泣。泰不华为人崇尚气节，不随俗浮沉。其书法以篆书最佳，风格温润、遒劲，师法徐铉、张有，稍改变他们的技法，自成一家。泰不华常以汉刻题额字法，题写元代碑额，极为高古可尚，非他人所及。他的楷书宗法欧阳率更，也有体例、风格。泰不华不仅是大元朝廷声威赫然、正直廉洁之忠臣，更是一位饮誉士林之文学家。在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诸多蒙古族诗人中，泰不华的成就仅次于萨都剌，为元代诗坛上的杰出诗人之一。
从现存有关史志看，泰不华的诗文作品大多佚失。书法作品现存世的则有：《陋室铭》篆书卷(现藏于中国故宫博物馆，是泰不华于至正六年所书)、楷书嵊县清风岭《王贞妇碑》、巩义《元赠清河郡公张思念碑》篆额、《绍兴路重建旌忠庙记》篆额、绍兴《赵承务去思碑》篆额、绍兴《贡承务去思碑》篆额等。只因作品留存不多，如能发掘凤山上乘寺碑，其研究价值不菲。
碑记写于至正七年(1347年)，此时，泰不华参修宋、辽、金史，书已经写成，授秘书卿，其官职尚为太中大夫，后来才升礼部尚书兼会同馆事；泰不华已离任绍兴路总管赴京编史书完成并升官，其再次举笔题写《重建上乘寺碑记》，可见当时不是由于凤山上乘寺的名气就是他和真应和尚之匪浅交情。
关于记载中的嘉猷禅师
关于嘉猷禅师，笔者反复查阅《唐高僧记》及许多文字记载，均未发现其人。然而，唐代宗时，“道行峻特，声闻于朝”，以至于200年后的五代时期吴僧涅槃和尚“慕嘉猷之道，绕塔作礼”，可见嘉猷禅师并非常僧。既然道行高超，其名声连朝廷知道，就不可能没有记载吧？笔者认为，其实“嘉猷禅师”并非是大师名讳，从文字意义上分析，嘉猷，治国安邦之良策也。嘉猷禅师，相当于治国禅师。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嘉猷禅师”仅是尊称而已，并非名字。在唐代宗时期，能算得上嘉猷禅师的当属不空大师一人。
不空(公元705年-公元774年)，(梵语：Amoghavajra)，音译为阿目佉跋折罗，意译为不空金刚，又名不空三藏法师，不空大师，或称不空智，唐玄宗赐号“智藏”。密宗祖师之一。原籍北天竺，一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佛学家、翻译家与鸠摩罗什、玄奘、真谛并称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14岁在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随金刚智来华。唐开元八年(720)至洛阳。一说西域人，幼随舅父到内地，10岁游武威、太原，15岁遇金刚智。开元十二年在洛阳广福寺受比丘戒，此后学习汉、梵经论，并随金刚智译经。金刚智卒后，奉遗命至天竺龙智处秉受密法。初至南海(广州)为探访使刘巨邻留请传法。
开元二十九年(一说天宝二年)，奉诏赍送国书，率弟子等37人从普贤阿阇黎重受灌顶，学习密法3年。后又周游印度，于唐天宝五载(746)返长安。携回梵本经100部，计1200卷，以及师子国王尸罗迷伽的国书、大般若经夹和方物。天宝十五载奉诏住长安大兴善寺开坛灌顶。至德二年(757)肃宗经安史之乱后还都长安，不空备受皇帝的礼遇。乾元元年(758)肃宗敕命将长安、洛阳诸寺及各县寺舍、村坊凡旧日玄奘、义净、菩提流支、善无畏、宝胜等携来的梵夹全部集中大兴善寺，交不空翻译。所译显密教典共110部，143卷。
在肃宗还都以后十七年中，不空得到朝野的倾心崇奉，广译显密经教，灌顶传法，教化颇盛。晚年(766)使弟子含光到五台山造金阁寺，继又造玉华寺，并奏请于金阁寺等五寺各置定额僧二十一人，自后遂成为密教重心。大历九年(774)示寂，世寿七十，僧腊五十。唐代宗敕赠“司空”，更加“大辩正”的谥号。建中二年(781)，德宗敕准不空弟子慧朗在大兴善寺为不空立碑。
据《唐大兴善寺大辨证广智三藏和尚碑铭》记载，不空和尚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皆为灌顶国师，大历九年夏灭度于大兴善寺，为此，代宗悲痛欲绝，茶饭不思，废朝三日，以寄哀思。
由此可见，胡长孺记中尊称不空和尚为“嘉猷禅师”，也在情理之中。史记代宗时期，不空曾率领弟子出长安，广建庙宇，传导佛法。期间不空来到上乘寺居住，也不是没有可能。
再者，咸通九年(868年)，懿宗下旨把存名近百年的“休光大善道场”改名为“大兴善院”，同为一个朝代，唐懿宗不会无故把先帝赐封道场易名，除非有特殊原因，其原因就是，不空和尚原居且圆寂于长安“大兴善寺”，为纪念这位“嘉猷禅师”，把不空曾居住这里的“休光大善道场”改名为“大兴善院”，寺和院一字之差，以示区分。
关于“大兴善院”匾额书写人越州观察史李郢
据《会稽志》卷八寺庙中记载，“上乘院在县西南七十里，在唐为休光大善道场，嘉猷禅师奏建，会昌毁废，大中五年三白和尚道全重建，咸通九年更为大兴善禅院，越州观察使李郢书额”。
李郢，字楚望，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大中十年，第进士，官终侍御史。是唐代著名诗人，诗作多写景状物，风格以老练沉郁为主。代表作有《南池》《阳羡春歌》《茶山贡焙歌》《园居》《中元夜》《晚泊松江驿》《七夕》《江亭晚望》《孔雀》《画鼓》《晓井》等，其中以《南池》流传最广。
观察使为唐代后期中央派出的地方军政长官，全称为观察处置使(相当于巡按大人)，若不是上乘寺当时的地位，一个越州地区的最高长官恐怕不会为其亲笔提额吧？
关于上乘寺碑今在何处
民国初的《越中金石记》详细记录了该碑的具体情况，“碑高九尺，宽四尺余，额篆书”重建凤山上乘寺记“八字，记十七行，行四十四字，题名七行，俱正书。在凤山上乘寺，碑甚残裂，不堪摹搨”。
如文中所载，民国初碑还在凤山上乘寺，虽碑甚残裂，不堪摹搨，但此时尚存于寺前，该碑重达2.6吨以上，普通人工是无法搬运，笔者多次向村中年长者请教，均说文革时期没有凿损过如此大的石板，可见，该碑应该不会消失，只是就地倾倒，埋于地下而已。
笔者拙见，与大家共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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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12 11: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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