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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后期东林党的所作所为令人匪夷所思
1644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敲钟召集百官，然而那帮平日里在朝堂上高谈阔论、慷慨激昂的文官早已鸟作兽散，无一人前来。当天傍晚，万念俱灰的崇祯登上紫禁城北面的煤山，吊死在一棵老槐树上，死时身边仅有太监王承恩一人作陪，真可谓孤家寡人。
其实，在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崇祯有多次机会可以南迁，一拖再拖迟迟未能成行，在于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拒不合作。在南迁必经之路保定尚未沦陷之前，崇祯曾多次就南迁议题与东林党明里暗里地反复拉锯，但双方一直谈不拢，最后东林党见皇帝跑路的意愿不小，便使出一道杀手锏，提议由文官带着太子南下南京，皇帝留守北京以固宗庙社稷。崇祯一听就急了：“一派胡言！你们带着太子南下，到时候另立新君，置朕于何地？既然这样，那就都别走了，要死一起死。”
就这样，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来说唯一可行的南迁之事，硬是被东林党生生给搅黄了，等崇祯回过神来决心绕开文官集团独自决定南迁的时候，为时已晚，保定失守，南下之路被堵死，逃不掉了。
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在明知北方因为战乱和饥荒已经生灵涂炭，而南方受战乱波及程度较小且经济发达，南迁是唯一可行的现实选择的情况下，号称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为什么要反对？
传统的解释无非是东林党都是一群书呆子，士大夫重视气节，以捍卫国家正统为己任，拒绝偏安江南一隅，誓与社稷共存亡云云。一句话，东林党人都是正义的化身，虽然迂腐，虽然亡了国，但一身正气，勇气可嘉。
然而在笔者看来，今时今日，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可以休矣。说东林党是书呆子的人才是白痴，若不是白痴，就是别有用心试图以书呆子之名掩盖东林党实则是一群龌龊的伪君子之实。
为什么说东林党是一群伪君子？因为他们反对南迁不是因为气节，更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一旦朝廷南迁，富裕的江南必然成为明廷对抗北方强敌甚至以后北伐反攻的大本营，而失去了北方的土地，以农业税为主的国家财政收入势必转嫁到江南工商税身上，这对于代表当时江南利益集团的东林党来说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从他们提议由文官带着太子南迁也可以看出，他们要的是一个易于操控的傀儡，而不是一位个性强势的皇帝。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明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穷，政府穷是因为税负收不上来，税负收不上来是因为东林党自私自利、贪弊成性。当李自成的农民军势如破竹之势，穷得没办法的崇祯拉下脸皮找百官借钱以资军费，东林党个个哭穷说没有，结果李自成攻破北京查抄官宦之家，得白银数千万两之巨。
一切还得出东林党的起源说起。
明朝初年，朱元璋放牛娃出身，满脑子重农抑商思想，所以他定下的税负制度理所应当地以农业税为主，而且为了与民休息，税负的比例定得也比较低。这种制度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怎么变更过，前面还行，越到后面则越显弊端。原因在于明朝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发展到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的现象十分严重，皇亲国戚、地主士绅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掠夺了大量土地，且凭借自身特权疯狂地进行逃税漏税，致使国家税赋进账一年不如一年，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流民，反抗起义运动此起彼伏。
这种情况终于在万历登基时难以为继，张居正掌权后即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改革的重点就在税改，推行一条鞭法表面上农商并收，实则是将国家税负的重点由农业税转移到工商税。张居正此法，一是考虑到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无法弥补政府巨大的财政赤字，而且征多了农民也受不了，易生民变。二是基于当时江南社会繁荣，商品经济发达，若工商税征收得当，对政府来讲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这种做法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利益集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东林党开始成形。
东林党表面上以东林书院为精神老巢，实际上他们背后站着的是江南利益集团，很多东林党人不是出身于江南利益集团，就是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得益于当时江南商业经济的繁荣，所谓的江南利益集团，是指江南地区的士绅地主、富商巨贾，这些人手中握有大量资本，是江南地区商业发达的主要受益者，因而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极力反对政府开征工商税。
江南地区自古教育发达，当时的科举取士三分有二出自江南，有钱人家的孩子必然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当时科举中榜的江南士子往往又出身士绅巨贾之家，这帮人进入仕途后相互靠拢，渐渐在朝廷中形成一个代表江南利益集团的政治同盟，这就是东林党的前身。
东林党开始成形，始于顾宪成在万历二十二年被罢官返回无锡东林书院讲学。顾宪成原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因争皇储之事上窜下跳引发神宗反感，被削职免官后仍不甘寂寞，继续以东林书院为大本营，名为传道讲学，实为拉帮结派讽议朝政，并与朝中有江南利益集团背景的官员遥相呼应，逐步在万历中后期形成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组织——东林党。
当年张居正的改革为朝廷理财，在充裕国库的同时，免不了触动皇亲国戚和江南士绅巨贾的利益，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立即联合保守势力进行反扑，要求全盘推翻张居正的新政，恢复旧制。当时的万历刚满二十岁，涉世未深，又被张居正压制了十年早已怨恨满腹，因而为了响应“群众呼声”，脑门一热便真的清算了张居正，致使十年新政，毁于一旦。
然而没过几年，万历就后悔了，因为他惊奇地发现文官集团的最终目标不是张居正，而是他自己。清算张居正后，万历并不能随心所欲，那些失去了权臣的压制言官得寸进尺无所不管，他反而更加处处受制。
更麻烦的是，万历还进一步发现这群士大夫满口仁义道德，实则自私自利，他们废除了张居正以工商税为主的税赋制度，回归以征收农业税为主的旧制，导致刚刚好转的政府财政又开始捉襟见肘，且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
在当时，“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这群士大夫无往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解释就是你要增加农业税，可以商量，你要增收工商业税，休想！
可问题在于国家不能没有钱，赈灾、军饷、修河治水、官员俸禄哪一样不要钱？没钱就得歇业倒闭。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被文官集团把控的户部（管理外库，相当于财政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没办法，深感上当的万历只得创新工作方法，你外库不是不收工商税吗？行，老子自己收，重新开征工商税，并且新征矿税，钱款全部转入内库（皇帝的私人金库），这就是被士大夫批倒批臭的万历皇帝敛财之谜。
而实际上，这些钱万历并没有自己挥霍，由于当时农业税收不上几个钱，遇上灾荒战乱等紧急情况，户部没钱，就只会伸手找皇帝要，万历也从不吝啬，该给的一分没少。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户部没钱，请求拨内库，朱翊钧批复同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边饷再次告急，户部又拿不出钱，请皇帝拨内府库银，万历破口大骂户部官员尸位素餐，但钱还是给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北部边疆兵饷告急，户部还是没钱，狮子大开口请拨内库百万两，万历气得把桌子都掀了，但最终顾及边情，这笔钱还是照数拨付。
由此可见万历兄真是不容易，知道那群只为自己不考虑国家的士大夫靠不住，只得背负敛财的罪名将工商税、矿税收入内府库银，为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要真相信那群自私自利的王八蛋文官只收农业税，大明朝估计早就关门歇菜了。
争皇储一事后东林党真正成形。本来立太子是皇帝的家事，但东林党却硬逼着万历必须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且义正言辞地美其名曰自古长幼有序。其实，东林党之所以挑中朱常洛，遵祖制是假，朱常洛为人懦弱好控制才是真。朱常洛因为不是嫡出，虽然是长子，却一直不怎么受万历待见，万历更喜欢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东林党见缝插针，百般拉拢靠近朱常洛，不消几时，这位失意的皇长子就完全被‘雪中送炭’的东林党洗了脑，所以只要他被立为太子，东林党就有了稳固的靠山。
然而万历毕竟不是吃素的，从立皇储一事的争议中他便看出东林党这帮人野心不小，所以在万历二十二年阻击了顾宪成后，为了防止文官集团铁板一块被东林党完全控制，他开始着手分化文官集团，有意培养诸如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等其他政治集团与东林党对抗，以削弱东林党的势力，这就是明末党争的开端。
成功挑起党争之后，万历开始退居幕后，长期不上朝。因为此事，很多历史教科书说他不理政，其实是不对的，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他虽不上朝，却还是管事的。之所以退居幕后，一是可以看作对文官集团日益强势的无声抗议；二也可能是看穿了这帮文官都是疯狗，所谓狗咬狗，一嘴毛，挑起党争后退居幕后，坐山观虎斗才是上策。
纵观万历一朝，东林党虽然气焰嚣张，却始终没能权倾朝野，甚至一度被浙、齐、楚三党联合压制，前途暗淡。万历利用党争成功分化了文官集团，防止了任何一派独霸的局面出现，从而有效地实现了政治平衡。但在争国本立太子一事上，万历明显低估了东林党的战斗力，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反复拉锯，筋疲力尽的万历终于认输，不得不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皇太子朱常洛登基，这下东林党咸鱼翻身，发达了，正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把浙、齐、楚三党等反对派一网打尽时，噩耗传来，朱常洛死了。没错，这位仁兄实在是个苦命的主，当了将近二十年的备胎，却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死了。
没关系，朱常洛死了，他儿子还在就行，于是东林党又是一番运作，成功将朱常洛年仅16岁的长子朱由校扶上帝位，这就是天启皇帝。
天启在历史上很有名，因为他爱做木工，人称木匠皇帝，很多人说天启是个白痴，还是那句话，说天启是白痴的人才是白痴。
正所谓皇帝在手，天下我有，天启登基后，有拥戴之功的东林党势力达到顶峰，他们党同伐异的狭隘面目也暴露无遗。天启初年，大权在握的东林党唯一的信条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凡不是东林党或者不依附东林党者，就要打倒，就要消灭，他们一边嚷嚷着要开放言路，一边又在搞一言堂搞独裁。
这些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东林党掌权后马上废除了万历时期的工商税和矿税，且任何试图加强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缓解财政危机的行为，都遭到他们坚决一致的制抵和排斥。如此一来，江南的财主们自然欢呼雀跃高呼万岁，北方的贫困的农民们却愁眉苦脸，因为废除了工商税，朝廷的税负又只能依靠农业税来承担了。恰逢当时北方年景不好，越来越重的赋税加上灾荒连年，底层农民愤怒的火焰不断喷发，各地民变四起，东林党对此全然无视。
好在朱由校不是白痴，任由东林党胡搞乱搞一段时间后，他意识到这样下去江山倾覆只是时间问题。于是天启三年魏忠贤执掌东厂，阉党势力崛起，“九千岁”正式登台。很明显，天启十分聪明，面对已成气候日益骄狂的东林党，他选择扶持阉党崛起，利用宦官对东林党进行压制。所以阉党实际上就是帝党，代表的是天启，是皇权。
由于天启的支持，加上魏公公整人确实有两把刷子，对付东林党采取抓典型、以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等策略，先将杨涟、左光斗等有影响的东林党人逮捕下狱，又拉拢之前被东林党压制的浙党、齐党等政治力量，又打又拉，双管齐下，很快就把东林党压制下去，阉党开始执政。 客观地讲，魏忠贤不是什么好鸟，本文也无意为其洗白，但阉党执政期间，在一些根本性的大原则上，笔者认为魏公公比东林党那些混蛋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首先魏忠贤很清楚，底层农民生活困苦，农业税是不能加的，逼急了农民会起来造反，所以他掌权后一边打击东林党，一边想方设法重新征收工商税。阉党执政时期田赋占辽饷（明朝后期为应对辽东战事加派的税负）的比重最低降到63%，大大缓解了北方农民的负担，余下的税负缺额由江南工商税补足。
二是魏公公虽然贪，但也舍得花，后金崛起后辽东的战事十分吃紧，辽饷连年递增，阉党执政时期辽饷从未拖欠，皆如数发放。故而辽东战事虽然吃紧，后金却始终难以往关内前进一步，甚至明军曾一度发动反攻收复失土。这些钱哪里来的？当然是魏公公从江南财主的嘴里抠出来的。
反观后来崇祯时期东林党掌权，辽饷不但不能给足，东林君子反而反咬一口说辽东将领贪墨，亏空虚报军饷，要派人过去查账。真是岂有此理！生死存亡的战时，将士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前方卖命，军饷不能给足就算了，竟然还怀疑他们贪墨，如此搞法，自然没有谁真心愿意为朝廷卖命。所以东林党掌权时期清兵三番五次打到北京城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看阉党执政的那几年，魏忠贤效仿当年张居正和万历的做法，大力征收工商税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民变渐渐平息，国家财政有所好转得以从容应对辽东战事，内忧消除，外患缓解，时局竟生出些许升平的气象来，故而天启对魏忠贤的评价是：“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然而好景不长，天启也是短命的皇帝，天启七年八月，年仅23岁的天启皇帝病亡，17岁的信王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实话说，崇祯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他没有做过太子，一直被当作藩王培养的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东宫教育，更没有经历过帝王之术的训练，所以他登基后烂招频出，一错再错，最终亲手为延续了将近300年的大明王朝画上句号，不得不说是一个彻底的悲剧。
为什么说崇祯烂招频出？首先，他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废了魏公公，置天启临终对他说要重用魏忠贤的遗言不顾，开始全面清洗阉党、打击宦官。崇祯此举愚蠢之处在于打破了万历、天启延续下来的政治平衡，使局势一边倒利好于东林党。要知道，阉党不仅只有宦官，还有浙、齐、楚三党等其他东林党的反对力量，因为天启初年东林党的独裁和蛮横，他们抛弃门户之见靠拢到一起，是防止东林党独大的主要力量，把他们一窝端了，则意味着以后崇祯只能单枪匹马地独自面对强势的东林党，身边连个帮手也没有。
再者打击宦官过甚也等同于自残耳目，崇祯元年春，他下谕：“内臣非命不得出门”，理由是防止内臣干预朝政。明朝独特的政治生态决定了宦官无法威胁皇权，所以宦官对于深宫中的皇帝来说，不但是可以信赖的家奴，更是十分重要的耳目。当年明宣宗在宫中开设学堂为宦官扫盲，开启明朝太监参政之先河，为的就是利用宦官牵制文官集团。崇祯严厉打击宦官之举，无异于自废内廷心腹，更加助长了外庭东林党的嚣张气焰。
崇祯做的第二件事是重用东林党，他相信这群饱读诗书的士大夫能够帮助他力挽狂澜，这是东林党最后一次登上大明王朝的政治舞台中央，这一次，他们将用他们的无耻彻底葬送这个延续了将近300年庞大帝国。
东林党重新上台后做了什么事呢？当然是老把戏了，新成立的东林党内阁首先忽悠少年天子裁撤东厂和锦衣卫，这种由太监和武夫把控的特务机构存在简直是对读书人的侮辱，应该废掉，崇祯表示同意。此举绝对是个大昏招，和上述的打击宦官同理，厂卫失势，便是皇帝失权，失去特务制约的文官武将迅速做大，军政几乎失控，这是崇祯时期政令不通，军令不行的主因。
裁撤厂卫后，东林党又对崇祯说应当召回全国各地的河道监督太监。这项制度起源于嘉靖时期，当时的洪水屡治屡犯，嘉靖皇帝怀疑治河的官员贪污，但他又苦于没有证据，于是派出太监到各地监督治河。这种制度让文官集团深恶痛绝，因为地方河道官员贪污了治河工程款后一般不敢私吞，总会拿出一部分来孝敬京官，这是他们重要的灰色收入来源，自从太监监督治河以后，就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贪了，收入大大减少，怎能不恨？现在到了该废除这项“弊政”的时候了，崇祯表示同意，于是下令召回各地河道监督太监。从此以后直到明朝灭亡，十七年间大明再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十七年间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而每次治河的钱款都被东林党以各种理由搞得不知去向。
两件事搞下来，崇祯几乎是言听计从，东林党大呼皇上英明，随即向崇祯提出了第三件事——减税一揽子计划。当然了，减的是工商税，田赋不在考虑范围。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要减免的是茶税，当年万历信不过文官，就派太监去检查各省茶园，这当然是大大的恶政，是对文官极大的不信任，应当废除，崇祯表示同意，遂召回了各地的茶园监督太监。自此以后，各省茶税收入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的二十万两白银骤到十二两白银！没错，一年就收了十二两！
茶税过后是海税，东林党向来与东南各地的海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又对皇帝说你爷爷万历皇帝派太监到各地海关收税是不对，应该废除，天真的崇祯再次接受了东林君子的建议，下令召回各地的海关监税太监。自万历年间海贸兴起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的一大支柱，也是内府库银收入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之时，内库每年就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的海税进账。而崇祯元年停收海关税以后，内府库银就再也无法从日益繁荣的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银子了。
海税过后是布税、矿税等等，总之与工商业有关的税负都不能再收了，但庞大的国家机器还要运转，怎么办？统统压在农民身上，加田赋！越到后面，东林党压榨农民就越丧心病狂，农业税从张居正时期的二百万两，一路攀升到崇祯十二年的二千三百万两！这还是在北方连年大旱的情况下！史载陕西“八年皆大旱不雨”，朝廷仍旧摊派不断，有的老百姓实在交不上钱，东林党竟无耻地指责他们为“汉奸”，全部发配充军戍边！
一边是江南财主富得流油却可以免税，一边是北方农民天灾不断却还要背负沉重的苛捐杂税，内有流民起义，外有满清入侵，崇祯焦头烂额，打仗需要钱，工商税不能征，就只能加农业税，一次加，两次加，三次再加......朝廷说：共度时艰。农民说：我去你娘的！
当每天像狗一样在土地上累死累活，却连一顿饱饭都换不来的时候，造反就成了大多数底层农民唯一的活命选择.....
就这样，崇祯被东林党这群王八蛋连蒙带骗一步步带进坑里，等他幡然醒悟的时候，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临死之前他终于看清楚东林党的真面目，仰天长啸：“朕非亡国之君，然诸臣皆亡国之臣！”
可惜为时已晚。
当然，明朝覆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能全盘归咎于东林党，且东林党作为江南工商代言人积极参政议政，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东林党罔顾国家现实境况，以一己地域和阶级利益之私，废工商税，加重农税，致使流民四起，天下失心，无疑是大明覆灭于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滑稽的是，明朝灭亡后，一向标榜气节的东林党大多投降清朝做了汉奸，最著名的莫过于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清军兵临南京城下时他叫嚷着要自杀殉国，结果跳入湖中水还没过膝盖，便又以“水太冷”为由撤了回来，然后转身就带领一众文官开门降清，这种当婊子立牌坊的无耻行径，时人有诗讽：“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事实证明，在东林党眼里，朝堂之上正襟危坐接受自己三跪九叩的主子是本族还是异族并不重要，老百姓被本族统治还是异族奴役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住他们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
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当了汉奸的东林党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新主人并没有前公司的老板们好伺候，满清入关后，局势稍稳时便对士绅阶层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算，他们不愿意拿出来给明廷救命的财产，最终贡献给了清廷。更为恐怖的是，明朝对付犯错文官最常用的手段是廷杖，即当众扒了裤子打屁股，实在是有辱斯文。而清朝皇帝对付文人的手段则干净利落得多，他们一般直接挥舞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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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2 07: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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