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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索租三门湾事件”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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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15 09:46: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三门湾地图.jpg

三门湾地图

“意大利索租三门湾事件”初考

白炎根 今日象山 2015年11月03

“意大利索租三门湾事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上的一次重要胜利,也是涉及我县的一个重大事件。笔者不揣浅陋,试着对该事件有些问题作一初略考究。


一、索租时间


至今,县内关于“三门湾事件”相关记载与研究不多,且索租时间存疑。明确索租时间的可见民国《象山县志·史事考》载:“(光绪)二十四年,意大利索租三门湾。”


《象山文史资料第三辑·象山近百年史事脞录》《象山县军事志》等皆延此说;《象山文史资料综合辑·往事琐录》录竹坡著《意大利索租三门湾》云:“光绪二十四年岁末(1899)2月,意驻华公使马丁诺向清廷提出‘租借’三门湾。”


《象山县渔业志》等转载此文;1988年《象山县志·大事记》未录光绪二十五年,亦未指明“三门湾事件”。


同样,其他三门湾周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修撰的县、市志也记载了“三门湾事件”,但索租时间与象山有别。1993年《宁海县志·大事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意大利驻华公使马丁诺向清政府要求租借三门湾及沿海领土,被拒绝。”


1992年《三门县志·大事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二十八日,意大利驻华公使马丁诺向清政府提出“租借”三门湾及其附近沿岸领土的要求。”


2010年《台州市志·大事记》延此说;1989年《临海县志·大事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意大利兵船窥三门湾,省抚遣道员钟念祖至台募兵驻防。”另1995年《宁波市志·大事记》载:“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2月28日意大利驻华公使马丁诺向清廷提出租借三门湾,5月17日清廷拒绝。”


据《清史稿·志一百三十四·邦交七·瑞典、那威、丹墨和兰日斯、巴尼亚、比利时、义大利》载:“二十五年,义国索三门湾,不许。”


记载索租时间为光绪二十五年。又据御史胡孚宸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奏疏《意人需索五款万难俯从》称:“窃意大利于本年春间行文总署,欲踞三门湾口岸。”指出索租时间为光绪二十五年春间。显而易见,民国《象山县志》记载有误。


一直以来,索租日期未有定论,故而一些研究著作只能含糊其辞。目前,史学界对索租日期存两说。如《辛亥革命浙江大事记》编注:一为2月28日(正月十九日),意大利公使马丁诺向清政府提出租借三门湾的无理要求。可见《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1840—1949)》;二为3月2日(正月二十一日),意大利为租借三门湾内的三都澳,派6艘军舰在浙江海面待命。可见《浙江民国史料辑要》上册,出处为上海《字林西报》。


此两说亦存于美国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五章第二十九节《一八九九年意大利要求割让三门湾;被拒绝》中引用的《北华捷报》两则消息:一为3月6日《北华捷报》转载3月2日“伦敦电”:“在一个星期之后,它要求割让浙江东海岸上一个深入的海口,三门湾,为海军基地”;二为3月13日《北华捷报》转载2月28日《神户导报》:“地方,正位于根据中、日协定不得割让给任何其他国家的地区范围以内。”


据《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1898-1899年,意大利在华常驻公使兼总领事为马迪纳(Renato de Martino)。当时马迪纳与德国公使埃德蒙多·冯·海靖关系甚好,在“三门湾事件”上屡次求教。据德国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1899年2月28日日记写道:“马迪纳去过总理衙门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答案,称意大利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根本没有权利要求在中国获得一个海军基地。”据此可以定论马迪纳代表意大利向清廷索租三门湾日期为1899年2月28日(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


二、索租内容及范围


索租前,意大利对租借地进行了酝酿选择。据《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第四章《意大利的戏剧性表演》称:1898年4月,卡洛·鲁迪尼在下议院正式提出要在中国获取一个港口的建议。尔后,意大利政府开始考虑在东南沿海最好是宁波与厦门之间寻求一个港口作为租借地。至马迪纳到华赴任后,其乘坐的“马可·波罗号”巡洋舰舰长在对浙江沿海进行勘察的基础上,认为“三沙岛第一,宁波第二,三门湾第三”,而马迪纳一心主张三门湾。


1899年2月28日,马迪纳向清廷总理衙门正式提交照会,要求租借三门湾为海军基地。据倪侃著《“三门湾事件”述论》称:“意大利提出租借三门湾以及入湾处的三个小岛,面积与德国在山东租借的胶州一样大,其权限利益参照旅顺、大连湾办理。同时要求准其修筑一条从三门湾通往鄱阳湖的铁路,浙江省南部三分之二为其势力范围,并声称浙江省不得租赁给其它国家。”


三门湾地位极为重要,为浙东门户,居全国海岸线中心,包括象山、宁海、三门三县,东起象山南田岛长皮长岬角,西迄三门县城海游镇,南至三门浦坝港牛头门,北达象山泗洲头。


关于此湾命名,《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述:“浙海自天台山以南,经象山南之石浦城、南田县、至三门列岛以内,海湾深入,是为三门湾。”“或因石浦南有石浦门;由黑山群岛进口,以高出海面八百尺之大佛峰为正门;绕黎民岛之西,为便门,以足三门之数。又有三山,在三门列岛之东南。”“三山”即“入湾处的三个小岛”,在东北端高塘岛与坦塘之间,一为三门山,又名万金山;二为庵山,又名白蛇山;三为狗头,又名船岛。


又据《宁波通史·清代卷》载:意大利向清政府提出租借“三门湾及其附近沿岸领土的要求,并要求清政府承认其在浙江筑路、开矿和设厂从事工艺制造等的特权。” 筑路、开矿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常用手段,意大利自然免不了。设厂从事工艺制造,也是意大利租借三门湾原因之一,以三门湾为据点,即能学到浙江先进的蚕丝技术,促进本国丝织业发展,又能为其后的商业扩张打下基础。


而竹坡在其《意大利索租三门湾》提出意大利租借“非仅三门湾内一湾,而实包括象山港及沿海土地。”但《清实录·德宗实录》《清史稿》《光绪东华录》《清季外交史料》等史料典籍和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浙江巡抚刘树堂以及浙江按察使李光久等奏报,以及象山港周边象山、宁海、奉化、鄞州等地方史志均无意大利索租三门湾包括了象山港一说的记载。


但意大利垂涎象山港应是事实,否则意舰也无于光绪二十五年年初侵泊象山港狮子口,沿途勘察,以及其后多次骚扰象山港的必要了。为防意舰偷袭象山港,清廷在港口横山及育王岭一带布防。据上可以推测,象山港可能为意大利索租三门湾范围的扩大和目标的转移,也有可能为索租成功后实施的下一步侵占目标。


意大利索租三门湾未成,导致马迪纳撤职回国,以及政府内阁的倒台。新内阁上台后,仍然决意索取三门湾。据倪侃著《“三门湾事件”述论》称:“当时新外相宣称,若中国不予三门湾,则需别辟一地予意大利,同时保证以后不将三门湾租与他国。后来又提出修筑从三门湾到杭州的铁路,准其在宁波镇海办矿务等要求,以达到变相占据三门湾和控制浙江全省利权的目的”。


同时,据《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山西、河南、甘肃、江苏 、浙江)》存新上任驻华公使萨尔瓦于8月9日到总理衙门面述请办的五条款,其中:“第二条为中国允准本公署将指之公司,开办宁波府所属奉化、宁海两县之矿,仍修铁路,以便运出矿产;第三条为中国允准本公署将指之公司,修盖铁路一股,由扬子江起行,至浙江省大船驶到海边之处。义国商人自听卸货上岸,绝无妨碍。仍可修造栈房存货后,以便铁路装运内地。”


又据《辛亥革命浙江大事记》载:“8月29日(七月二十四),意使再度要求承办京师西山及浙江宁海路矿。”


对于意大利的要求,清廷依然拒绝。到后期,据孙力舟著《揭秘:意大利瓜分中国的野心是如何被粉碎的?》称:“萨瓦戈被迫把要求降低到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加煤站,但此时慈禧太后已看穿了意大利的实力,在宫廷会议上表示,一把黄土都不给意大利人。”


三、石浦防御


据《清实录·德宗实录》录3月17日电谕刘坤一等:“义国索租三门湾未允,诚恐伺隙生衅。”“刘树堂所派水陆各军,仍著严饬戒备,毋稍疏懈。”刘树堂接谕后,马上对三门湾进行详实考察。据3月31日《申报》刊《四明官场纪事》云:“浙江巡抚刘景帅因三门湾防务吃紧,特委王太守书霖、李太守文慧、陈统领玉昆履勘是处形势。月之十四日到甬,当晚即偕管驾布兼三渔团局练董刘道生乘宝顺轮船前往。”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刘树堂结合当时浙省海防形势,将石浦作为御敌要地,决定在石浦对意军进行阻击。原因有二:一是清廷海军特别是南洋海军无实力与意来华舰队一战,主张陆防为主。


据《清实录·德宗实录》录5月16日电谕刘坤一:“水师固难争雄,陆防不可不筹先着。”又电谕刘树堂:“水师未能争雄,扼之于陆,自是稳着。”刘坤一同日复总署:“现在水师太单,南洋只木壳兵轮数艘,势难争雄海上。坤一与浙抚电商,均主陆防。”;二是石浦特殊的海防区位,是三门湾和象山的要冲之地。据光绪二十五年五月象山县知县邵同珩呈清廷专绘的套色地图《浙江宁波府象山县舆地图志》注记:“山踞高城,负之为固,海潴巨浸,阻之为深。昌国、石浦当南面之冲……”。


又据《晚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载:“三门湾,海湾之内,深水面积少而浅水面积大,不能停泊多艘军舰,并且水道狭窄,不便军舰出入。”“铜瓦门,可以行驶大型军舰。石浦城下可以停泊舰队。1842年,英军侵犯石浦,即由铜瓦门进入。”两者比较,意军极有可能将石浦作为登陆强占三门湾首选地。


事实证明意军对石浦有所谋划,对石浦港进行了勘察。据4月10日《申报》刊《意舰行踪》云:“二月十七日有意大利国兵舰一艘驶入象山县境石浦港,后随英国兵舰一艘,至十九日即退出。”


刘树堂非常重视石浦,派了最为信任的候补提督李福兴增兵设防。据5月29日《申报》刊《扼守岩疆》云:“浙江巡抚刘景韩中丞知意人索取三门湾,声势汹汹,叠调兵船游弋,因于本月十六日,檄饬李军门统领省防练军两千名,督同吴都戎、黎守戎驰赴镇海、石浦等处,加意防范,以免敌人窥伺岩疆。”


又据刘树堂十一月《奏为浙省防勇遵章改编五军及海防添募各营、委换统领管带各情恭摺具陈》奏报:“旋值海防紧要,饬令李福兴率领新中军中、左、右三营开赴宁波石浦等处填扎,后令就地添募一千人,以五百人作为新中军副中营,委守备李廷才管带;以五百人作为新中军后营,委都司胡惟贵管带。”“李福兴回省后,所遗驻扎石浦之新中军中、左、右、后四营改委温州镇总兵刘祥胜接统,仍将中营归该统领兼带。”


再据《李爵节帅公年谱》载:“候补提督李福兴者,树堂所拔私人也,使领三千人屯石浦。公按之,不足千人,将使树堂撤之。”“寇舰恒泊石浦,檄温州镇总兵刘祥胜,统三千人守之。”据此可知,李福兴驻守石浦兵力初期可能不足3000人,但后期应足3000人。李福兴驻守石浦所率清军为改编后的两浙新军新中军,为嫡系部队,较改编前装备和战斗力等皆有提高。


据刘树堂奏报称:每军配练八成步队、二成炮队;添募护勇、长夫,每营七十五名;参用北洋新建陆军武毅军、南洋自强军操法;水陆各军一概改用后膛毛瑟枪。


据刘树堂九月《伏查福建建宁镇总兵钟紫云并未调防浙》奏报:“臣于四月间奏派前云南盐法道钟念祖为宁温台行营营务处,饬赴三门岛地方,布置一切。”“臣以该员才识兼优,战功卓著,又世居浙江绍兴府,熟悉浙东沿海情形,故于四月初九电奏请”。又据《知府高英所存海门教案文献》存刘树堂6月20日电复李幼梅:“至钟道现驻石浦,责任綦重,断难离防。”


鉴于石浦重要的防御地位,刘树堂向清廷举荐了有着“达勇巴图鲁”勇号罢官在家的钟念祖带队赴甬到石浦驻守。据《清实录·德宗实录》录5月19日电谕刘树堂:“据奏派委钟念祖等带队赴宁,暨一切布置情形,尚属妥协。各军管带之员,如不敷用,准其选调得力将领,以期迅赴戎机。”


“文武全才”的余应元由县佐从戎,成为被选调随队的得力将领之一。事后,他在赠送蒋旭一方印章上刻道:“乙亥年,余从戎始来甬上,驻防石浦,兵其少弭,有鼓武林之棹。适与东初仁兄旧雨丛谭,命制章,聊志石旁,守白。”


据竹坡著《意大利索租三门湾》认为:李福兴驻守石浦城,指挥部设城隍庙;钟念祖驻守昌国卫。李福兴驻守石浦城,可防意军从石浦港登陆;钟念祖驻守昌国卫,可防意军从皇城沙滩登陆。石浦城与昌国卫互为犄角,共同防御,形成体系,可保石浦无虞。据刘树堂十一月《奏为浙省防勇遵章改编五军及海防添募各营委换统领管带各情恭摺具陈》奏报:“是为新左军中、前、左、右四营,……改委行营营务处前云南盐法道钟念祖兼统,当经改编成军,照旧分扎。钟念祖前募营务处亲兵一营,仍归该员管带,一并开赴台州。”


又据《李爵节帅公年谱》载:“七月……,公檄候补道钟念祖监其军,杰自改悔,撤李福兴千人,饬念祖简汰而将之。”可知钟念祖驻守昌国卫兵力应超一营500人。据刘坤一于5月26日复总署:“如浙必须添兵,远招湘勇,恐缓不济急。不若由派往之员,就近招募。台州一带,风气强悍,用之得法,可其得力。”


又结合三门、临海等地县志关于“省派道员钟念祖来台州募兵布防”的记载。可知钟念祖前募营务处亲兵一营兵源可能来之台州一带。对于钟念祖驻守昌国卫的表现可用刘树堂《伏查福建建宁镇总兵钟紫云并未调防浙》奏报:“现查钟念祖到防数月以来,军令整齐,兵民悦服。”的确,钟念祖在驻守昌国卫时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原昌国养正书院就是他禀报刘树堂,同意设立在原象山右营都司署。


据《清实录·德宗实录》录5月19日电谕刘树堂:“三门湾既无险可扼,亟宜于海滩近处,相度形势,豫挖地营,以为制敌之计。”又据《清实录·德宗实录》录5月28日电谕刘树堂:“惟陆军扼要驻守,兵力不可太单,能调集万人,庶敷策应,仍须择敌人石滟驳弹不及之处,层层布置,静以待动。如果登岸,即便并力迎击。”可见清廷对石浦等扼要处陆防的重视。


据《光绪东华录》载刘树堂接谕后,相应制定了“诱敌上岸、制敌于陆”的应敌策略,并实施了一系列陆防措施:命令部下对海岸进行测量,凡水深可以停泊兵船的地方,在岸边一律“增筑土堤”、“多掘地营”、“广设疑台”;组织民团为“应敌之接济”,严查保甲以“杜奸宄之潜踪”等。


据4月24日《甬报》刊《扬威海上》云:“定海总兵余鼎臣镇宪于十三日新都所部往石浦洋面会哨。”又据刘坤一于5月28日复总署:“前奉电旨,饬兵轮常川于各海口梭巡会哨等因。当以南洋各船,正在调拨分守要隘。”可知清廷在加强石浦陆防的同时,石浦洋面防御也得到强化,主要是会哨巡逻,监视意舰,加强预警。


基于“且浙民素称怯懦,若任敌人登岸,必致全省骚然”的考虑,清廷又提出了炮台攻船法。在中法镇海保卫战中,清军采用炮台攻船法,取得了镇海大捷。此法也得到刘坤一的认同,5月28日复总署:“南洋兵轮六艘,皆系木壳旧式,钢板不过数分,只能依附炮台,相机守口,以收水陆夹击之效,尚为合用。”当时,保卫石浦的炮台主要是长山嘴炮台。可见《象山县境三门湾形势考》载:“昌国卫城是也,其长山嘴炮台最为险要之处,其前山炮台则所以保卫石浦者也。”


随着清廷防御意军策略的改变,重新考虑海战,新购“海容”、“海琛”诸舰和鱼雷艇,重建北洋水师,起用叶祖圭,授为北洋水师统领。据姜鸣著《龙旗飘扬的舰队》称:11月20日,朝廷专门就海军训练和联络发布上谕,要求南洋各炮台加强炮台攻船之法训练,谙晓旗号、灯号,对北洋新购兵舰进行辨认。叶祖珪率北洋舰队南下御敌。


据《清实录·德宗实录》录:“光绪二十五年腊月十三(1900年1月13日),浙江巡抚刘树堂奏、密陈意人要索三门一案。现虽无事……”。至此,“三门湾事件”沸沸扬扬折腾了一年,总算过去,石浦无事,三门湾平安。


“三门湾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一定影响,是19世纪末中国抗争西方列强瓜分的少有一次胜利,一定程度上干预了众列强瓜分中国即起效仿之风,挽回了民族尊严,增强了民族自信。但是,“三门湾事件对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中对义和团的招抚和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开始对列强的强硬态度有直接的影响。”


同时,“三门湾事件”促进了外界对三门湾以及象山的认识,拉开了三门湾开发的序幕,南田、三门先后设县,象山港筹建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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