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浙东赈灾弹劾贪官
傅小凡
淳熙八年，即公元1181年九月，皇帝任命朱熹为浙东提举，任命下达之后，要求朱熹立刻上任，不得有误。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原因很简单：浙东地区发生了特大水灾，灾情十分严重。新任宰相王淮看中了朱熹的工作能力，推荐朱熹前往浙东赈济灾荒，皇帝立刻表示同意。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朱熹不就是一位学者、老师嘛，他哪里会有赈济灾荒的工作能力呢？
原来啊，在淳熙五年，即公元1178年，朱熹担任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知军的时候，赶上了一场特大的旱灾，从五月到七月一滴雨未下，田土龟裂，禾苗焦枯，人心惶惶。朱熹在给黄干的信中描述这次灾情说：这一带今年的旱情让人生畏啊，一望数十里的农田颗粒无收。“恶政所招，无可言者，然不敢不究心措置。”（朱熹：《晦庵续集》卷一）意思是，天灾往往是腐败政治所导致的结果，对此我无话可说，但是还必须认真想办法应对灾难。那么，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朱熹都采取了什么措施呢？具体说来，主要有两项：其一，要求朝廷减免税赋；其二，想尽办法赈济灾民。比如，上奏朝廷批准，将军粮用来赈济灾民；同时，想方设法筹集粮食，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
通过朱熹的艰苦努力，赈济工作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帮助饥民度过年关与春荒，使南康军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就连一向不看好朱熹的皇帝赵眘，也承认朱熹赈济灾荒的成绩，觉得这些成绩完全可以显示皇恩浩荡，于是决定要犒赏朱熹，并且要给朱熹升官。
就在这个时候，浙东地区发生特大水灾，宰相王淮推荐朱熹去赈济灾荒，皇帝立刻表示同意。可是，这哪里是升官，完全是临危受命，这样的官，对那些以发财为目的的人来说，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朱熹却欣然前往，决心到浙东地区救百姓于水火。
可是，当朱熹到达浙东灾区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朱熹立刻给皇帝上书，描述了他所目睹到的灾荒惨景。朱熹说：自入秋以来，百姓卖田拆屋，砍伐自家山林，甚至卖妻卖子卖耕牛，而且根本不问价格，只要能够出手就行。有人想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当了，可是当铺没有钱收当；有人想借钱度荒，可是有钱人如今也拿不出钱；工匠的手艺无处可用，商贩手里没货可卖。河里的鱼虾，都被竭泽而渔；地里的野菜，都被连根挖尽；上百万的百姓，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很多饥民衣不遮体，面无人色，他们呼号着到处流浪，扶老携幼，成群结队。这种惨状，谁见了都会感到心痛。
朱熹在经过衢州、婺州和绍兴时，详细了解了各郡灾情，加上他在南康军赈灾的经验，对如何在浙东地区赈灾已经胸有成竹。但是，在具体实施救灾措施之前，朱熹要求面见皇上，他需要得到皇帝的全力支持。由于皇帝赵眘对朱熹赈灾寄予厚望，因此亲自召见了朱熹。朱熹向皇帝赵眘陈述了自己赈荒的具体办法和要求，并且得到了皇帝口头上的应允。这样一来，朱熹到灾区就有了救灾“钦差”的身份，这就使得朱熹的救灾成功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其实，说起赈灾也简单，用朱熹的话说就是：“蠲除税租，禁止苛扰，激劝上户。”（朱熹：《晦庵集》卷二十一）意思是，减免百姓的税赋，禁止官府用苛捐杂税扰民，鼓励有钱人拿出存粮平价卖给饥民。当然，还必须下拨救灾的钱粮。要做到这些必须得到皇帝的支持。因此，朱熹不断向皇帝上奏，要求皇帝兑现承诺，给灾区发放救灾的钱粮。但是，朱熹这些完全合理的请求，朝廷几乎一条也不准许。
与此同时，地方官吏在朝廷严令下依旧在催交赋税。朱熹提醒皇帝，如果不免除赋税，百姓根本无法度过这场灾害，而且尖锐对皇帝指出，这场灾荒小半是天灾，大半是人祸，自然灾害未必能够饿死人，可是，朝廷的催逼赋税，却使饥民纷纷逃亡，饿殍遍野。杯水车薪的赈济粮，同凶狠的催逼赋税相比微不足道。
可是，让朱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朝廷不但不减少赋税，而且皇帝当着朱熹的面承诺的条件一件也不兑现。最后，经过朱熹反复上书要求，皇帝才下拨他曾经答应的救济款，可是，原本答应的是二百万贯，最后只给了三十万贯了事。
这三十万贯钱虽然少，但还不能当饭吃啊，朱熹还得想法把它们变成粮食去赈济灾民。一方面，朱熹雇人到粮食丰收的地区去收购粮食，另一方面，以承诺授予官职的办法，鼓励富户将存米平价出售，甚至无偿赈济灾民。同时，以严刑峻法打击地方豪强和奸商囤积居奇，抢购平价赈济粮的行为。
这样一来，朱熹几乎把有钱人都得罪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朱熹为了保证有限的赈济款能够买到更多的粮食，严厉打击奸商、贪官污吏和权贵豪强趁灾荒中饱私囊的恶行；另一方面，皇帝赵眘不但在救济款上不守承诺，大打了折扣，而且对捐献粮食的人给官作的承诺也不兑现。这样一来，那些把粮食拿出来，却没有得到官做的豪富们，就把一腔怨恨全发泄到朱熹头上。结果朱熹到浙东担任提举不到三个月，就已经处在一片谩骂声中。
朱熹在浙东赈荒的所作所为，不但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即得利益者，也同朝廷这次赈灾的目的越来越偏离，最后完全走到与朝廷对立的一面去了，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从赈灾走向改革弊端。
在这次赈济灾荒的过程中，朝廷的目标只是赈济灾民，可是，朱熹却要挽救整个衰败的社会。朱熹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明确提出了“革弊救民”（朱熹：《晦庵集》卷二十一）的主张，也就是改革社会弊端，才能救民于水火。
朱熹走向与朝廷对立面的第二个表现，抨击重大的社会问题。
朱熹把目光从救灾问题，逐渐深入到经济体制，甚至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朱熹在赈济灾民、呼吁减免赋税的努力中，遇到重重的阻力，使得他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社会制度的弊端上，因此朱熹接连上书抨击朝廷的各项制度，尤其是税收和劳役等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制度弊端。
最后，朱熹与朝廷内外全面对立。
朱熹这些意见和建议，触及到了封建制度的要害，虽然朱熹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反封建制度的自觉，但是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的朱熹，必然会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深入，使得朱熹同朝廷大臣、州县官吏和地方豪强处于全面对立的状态。而这种对立状态的集中表现，就是朱熹六次给朝廷上书，弹劾时任浙江台州知府的唐仲友。
其实，朱熹与唐仲友之间并没有个人恩怨。朱熹将弹劾的目标指向所有贪官污吏。为什么呢？因为，朱熹在赈灾的过程中，发现赈灾最大的困难不是灾情严重，而是人祸横行。按照惯例，朱熹作为这次赈灾的钦差大臣，只需要坐镇在绍兴提举司发号施令，把救济灾荒的钱粮分拨到各州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各州县官吏如何中饱私囊，灾民是否真正得到实惠，完全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是，朱熹办事太认真，他非要下到各州各县去实地巡视，了解赈灾措施落实的详细情况。这样一来，南宋时期社会最丑恶的一面就展现在朱熹面前。
淳熙九年，即公元1182年一月到二月，朱熹第一次到基层巡视。他从绍兴到婺州，从婺州再到衢州，一路巡视下来发现，由于贪官污吏和恶霸豪强作祟，尽管钱粮不断下拨，但是，乡间依然处处饥殣相望，有的一村断炊，有的全家无粮。他发现自己的赈荒措施几乎没有一条能得到顺利施行。朱熹面对这种情况，不得不下决心打击和惩办贪官污吏和恶霸豪强。
朱熹首先上疏弹劾的是绍兴兵马都监贾佑，罪名是“不如实上报饥民”。可是，随着朱熹深入到各灾区之后发现，不如实上报饥民居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仅朱熹在会稽、山阴两县就查出漏报饥民二十五万多人。如此多的漏报灾民，自然得不到足够的救济粮，他们只能饿死在逃难的路上。按理说，地方官员应该多报灾民才对，这样岂不可以领取到更多的救济粮吗？那么，怎么会发生少报饥民的现象呢？经过调查朱熹发现，这完全是地方官员工作懈怠，玩忽职守，根本不把饥民的生命放在心上，草菅人命的结果。
朱熹第二个弹劾的贪官叫密克勤。这个密克勤大量侵吞朝廷下拨的赈济米，然后将谷糠与泥土拌在粮食里，用小斗量米赈给灾民。办事极其认真的朱熹发现问题之后，便对发放的赈灾粮亲自抽样检查，结果发现，一石米就少了九升，一斗米中可以筛出泥土一升二合，糠一升一合。一万三千石的赈济粮居然少了四千一百六十石，将近三分之一被这个密克勤中饱私囊了。
朱熹第三个弹劾的贪官是衢州守李峄，原因是上报灾情不实，在特大水灾之后，李峄居然谎报说，百姓不缺粮食，也没有出现流离失所的现象。遍地都是因饥饿而死的灾民，可是这位李峄依然派人到各县催逼赋税，而朱熹拨给衢州的六万石救济米，他一粒也没有下拨到各县。受灾百姓痛苦不堪，四出外逃，许多最贫困的百姓，因饥寒交迫而死。
可是，朱熹在巡历中的这些弹劾，不仅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而给自己惹来了一身的麻烦。腐败的封建王朝就是一张官官相护的关系网。朱熹所弹劾的这些官吏在朝中都有靠山，否则他们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因此，朱熹的弹劾根本打不破这张官网。朱熹的确是有职无权，皇帝赵眘许给他的只是空头的弹劾权，而惩处权则掌握在朝廷手中。只要朝廷不同意，朱熹的弹劾就根本无法触动这些贪官，相反却引来他们对朱熹的憎恶。
就在朱熹上书弹劾这帮子贪官的时候，浙东各州又发生了少有的旱灾、蝗灾，紧接着瘟疫四处蔓延，灾难来势凶猛。朱熹一面不断上奏朝廷蠲免各种赋税，同时决定第二次巡历浙江各州。
当朱熹到达浙江台州的时候，却见到了一幅让他十分震惊的景象。整个台州的旱情非常严重，却看不到赈荒救灾的任何迹象，百姓受灾的情况极其悲惨。可是，台州知府唐仲友依然下令催缴税粮和苛捐杂税。朱熹立刻给朝廷上奏，请求免去台州的赋税，并且请求给台州拨款兴修水利，以彻底解决台州的干旱问题。与此同时，朱熹连续给朝廷上了二道奏书，弹劾台州知府唐仲友：在自然灾害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不但不救灾反而逼百姓缴粮纳税，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朱熹到达台州之后，经过一番调查了解，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向朝廷上了第三道奏书，对唐仲友的罪行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揭露。概括起来大致有四项罪名：
第一，盘剥百姓。
唐仲友盘剥百姓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比如，淳熙八年，朝廷要求百姓用糙米上交秋苗税，唐仲友采用加倍收取损耗的办法，很快就完成了朝廷下达的税收任务。朝廷下达的指标虽然完成了，但是很多百姓家还没有上缴秋苗税，于是唐仲友就要求未上缴秋苗税的民户，将应该缴纳的糙米折成现金上交，可是糙米在市场上卖不出去，百姓只好贱价将好米出售，换成现金上交秋苗税。这样一来，唐仲友以随意提高百姓上税额度的方式，将上缴国库之后的差额中饱私囊。并且将糙米变成现金。
再比如，唐仲友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政府的名义专营酒业，可是利润却完全归入自己的腰包。同时，不准民间百姓造酒，犯者不论轻重一律没收资产，打入囚牢，两年中竟有二千多家百姓破产，一百多人死于狱中。
朱熹弹劾唐仲友的第二项罪名，贪污公款。
唐仲友在贪污公款方面，手段极其低下，根本不在账目做文章，直接委任自己的心腹掌管州政府的公款，随意盗用。有的时候还找个借口，比如，要采购材料，从公库支出二万贯；有的时候以“移寄他库”为名，将政府公款十余万贯全部贪污。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借口，直接派几个心腹，将公库里钱款装入竹笼偷偷搬进私宅，最后运往唐仲友在金华的老家。唐仲友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先后盗窃了十几万贯的公款。
朱熹弹劾唐仲友的第三项罪名，结党营私。
唐仲友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就是因为朝廷有人支持他。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当朝宰相王淮。那么，王淮为什么支持唐仲友这样的贪官呢？因为，唐仲友的弟弟娶了王淮的妹妹，他们俩是亲家兄弟。因此王淮成了唐仲友在朝中最大的保护伞。唐仲友不但朝里有人，而且在台州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个人势力。比如，唐仲友的三个儿子、外甥、侄子、表弟以及小舅子，都在台州政府担任官职，不但索贿受贿，甚至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唐仲友培植的私党更是盘根错节，州官县吏几乎全是他的心腹打手，得力干将。整个台州已经被唐仲友经营成他的独立王国。
朱熹弹劾唐仲友的第四项罪名，私占营妓。
所谓“营妓”也称“军妓”，就是中国古代随军为将士服务的妓女，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古代妓女有清浊之分。清者，只卖艺不卖身。随军营妓属于清者，她们用歌舞表演鼓舞士气，只献艺不献身。不过，她们的身份属于军队而没有人身自由，既所谓“在籍”。可是，唐仲友利用手中的权力，先将天台军营中的营妓霸占，让她们成为唐氏父子四人的专利品。后来又偷偷为她们“落籍”，就是解除军妓身份成为普通平民，然后将她们据为己有。在这些营妓当中，就包括前面我们提到的胡丽娘的母亲严蕊。
面对朱熹的弹劾，王淮之流不惜调动一切力量起来保护唐仲友。那么，王淮是怎么保护唐仲友的呢？首先，王淮将朱熹的三次弹劾书全部扣下，隐匿不报。与此同时，朝中的王淮党纷纷出面，推荐唐仲友。以什么理由推荐呢？就是吹嘘唐仲友的所谓“善政”。举的例子就是唐仲友在台州建造了中津桥，这座桥的确是唐仲友主持建造的，可是，他将桥建成之后，在桥上设卡收费，这座桥成了唐仲友的生财之道。可是，唐仲友却因此被举荐为江西提刑，也就是江西省专门负责司法工作的官员。
面对朝廷内外对唐仲友一片举荐和赞美声，朱熹显得格外的孤立，可是朱熹却依然我行我素。虽然，唐仲友为了掩盖贪污事实，将一些账册藏匿或销毁了。但是，朱熹还是查到了部分账册，掌握了确凿证据。根据获得的新证据，朱熹继续给朝廷上了第四道弹劾书。以大量新的事实进一步揭露唐仲友的各种罪行。
朱熹对唐仲友的弹劾震动了朝廷上下，舆论哗然，对唐仲友越来越不利了。朱熹弹劾唐仲友的罪状证据确凿，如果严格执法，唐仲友必死无疑。王淮觉得终究纸里包不住火，他压下朱熹第二、三、四道弹劾书，把只有几百个字的第一道弹劾书和唐仲友自己的一封自辩状，一起呈给皇帝赵眘看，并且对皇帝解释说，朱熹与唐仲友二人之间，纯粹是学术观点不同，是“秀才争闲气”（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八）。也就是文人相轻的意思。皇帝就没有把朱熹的弹劾书当回事，因此唐仲友逃脱了惩罚，免于一死。
同时，王淮暗中放出消息说，要另派浙西提刑来专门处理唐仲友一案，催促朱熹离开台州。实际上是宣布朱熹此时已经无权再过问唐仲友一案了。唐仲友从王淮那里得到了内部消息之后，立刻派心腹闯进台州司理院，也就是台州地方司法部门大打出手，向朱熹示威。
面对王淮的公然袒护和唐仲友的嚣张气焰，朱熹根本不放在眼里，继续给朝廷上了第五道奏书，弹劾的对象瞄准了以宰相为代表的朝廷中的王淮党，以及台州地方唐仲友的个人势力。朱熹弹劾他们上下串通，内外勾结，沆瀣一气。并且提出将唐仲友“早赐罢黜，付之典狱，根勘行遣，以谢台州之民”。（朱熹：《晦庵集》卷十九）意思是，建议皇帝早点下旨罢免唐仲友，将他交付司法部门处置，将唐仲友的死党彻底铲除，好给台州人民一个交待。朱熹这样做，显然要与朝廷内外的王淮党斗争到底了。
面对朱熹的第五次弹劾，王淮下令免了朱熹浙东提举一职，同时也免了唐仲友江西提刑一职，然后又任命朱熹为江西提刑。王淮这一着够狠，可以说是“釜底抽薪”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王淮此举，一方面让人觉得，朱熹是在与唐仲友争江西提刑一职；另一方面，由此彻底斩断了朱熹与台州案子的关系。为了避免朱熹继续揪着唐仲友不放，王淮以朱熹赈灾劳苦功高为由，将朱熹官升二级，并且任命朱熹负责徽猷阁工作，这是专门管理皇帝著作的官职，荣誉高而又清闲，一般老臣求之不得。
王淮以为，如此表彰奖励朱熹，朱熹一定会见好就收，不再对唐仲友紧追不放了。可是，王淮低估了朱熹惩治贪官的决心。朱熹不仅立刻上了一道辞职信，而且第六次给朝廷上书，弹劾唐仲友，集中揭露唐仲友的贪污偷盗和制造假钞票等两大罪行。然而，唐仲友的罪恶再大，皇帝赵眘和宰相王淮都保定他了，因此这第六次弹劾书不过是一纸空文，朱熹只能用辞官回乡表示最后的抗议。可这正是王淮之流求之不得的。
——摘自傅小凡讲《走近朱子·弹劾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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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6 14: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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