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做了父亲的故事

开心阁主人

夏丏尊做了父亲的故事

夏丏尊像

夏丏尊是民国文人中的老实人，不花里胡俏，写出来的文字简明扼要，踏踏实实。

民国《妇女杂志》向他约稿，认为他十七岁结婚，生过五个儿女，到了四十五岁，已经是老牌父亲了，已经做了父亲的父亲。

对于培养儿女一定很有经验，而且又是白马湖派有名的文人，把经验介绍出来，对于妇女一定很有借鉴意义。

对于记者的恳切约稿，夏丏尊无法推脱，于是只好写了！

夏丏尊对于做父亲的感受，好像是做竞选出来的总统，起先说得好好的，后来结果大都食言，根本就是言不由衷，欺骗自己和别人。

这一个比喻太经典，原来夏丏尊在民国时期，就看穿了西方民主的西洋镜，那不过一场游戏一场梦。

民国时孙中山曾引进西方的议会制，请一班名人参议，结果议来议去意见不统一，许多问题没有结果。

有人说夏丏尊的文章“不努力”——不奋力，不用劲道，不剑拔弩张，轻轻松松，一个比喻就把问题的结症给点透了。

都说鲁迅敢于解剖自我，夏丏尊不但是“男女平等”的实行者，也是一位敢于解剖自我的人。

夏丏尊觉得自己做并不是一个好父亲，大都遵循“听其自然”主义，没有对儿女有自己强加的要求。觉得自己对儿女也很难教育得好，一来因为事忙，二来因为分开。如夏丏尊对于远在武汉商业做伙计的大儿子，也是没办法管教。

“他如果不知自爱，在那里赌钱或嫖妓，我有甚么方法知道，用甚么方法干涉他呢？结果只好听其自然了。”

商场如染缸，诱惑力太强，很难保持洁身自好，夏丏尊的儿子也不免蹿了进去。虽然后来改过了，但在三四十岁就病死了，是不是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夏丏尊是一位真实、朴实的父亲，他对儿女的期望，是“希望他们将来都成一个‘人’”。

看来真正做好一个“人”很难，身心健康，品行端正，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让儿女出人头地，去争名夺利，这是夏丏尊所不期望的。

夏丏尊心如其面，十分厚道，对于亲戚的礼仪，不是一元、两元的敷衍。而是送则五十银元、一百银元的大礼，能够对亲戚有切实地帮助。

因此，夏丏尊收入并不多，子女多，送礼多，又要儿女、孙辈的筹措用度，所以夏丏尊一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

夏丏尊虽然翻译了《爱的教育》，但自己家里实践的是自然教育。

做了父亲

《妇女杂志》的记者想约几个朋友来写些做了父亲以后的话，又因为我在朋友中年龄较大，被认为老牌的父亲，要求得格外恳切，以为一定非写不可。

真的，我是个老牌的父亲。说也惭愧，我今年四十五岁，已有孙儿，不但做了父亲，且已做了父亲的父亲了。

我因为家庭的种种关系，十七岁就结婚。第一次做父亲，是在三十岁那年。做父亲如此之早，在现在看来，自己也似乎觉得很奇怪，但在二十五年以前，却是极普通的事。我一共有过五个儿女，现存者四个，最大的二十五岁，最小的十二岁。

人常把小孩比诸天使，我却一般地不喜欢小孩，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甚么缘故。我不曾逗弄过小孩，非不得已，也不愿抱小孩。当妻偶然另有事须做，把怀中的小孩“哪，叫爸爸抱”地送过来，我总是摇头皱眉，表示不高兴。至于携了会走的儿女去买物看戏或探问亲友等类的事，差不多一次都不曾有过。妻常怨我冷淡，叫我“外国人”。（因为我曾留学日本，早就没有辫子）那末，说我不爱儿女吗？那也不然。这话可由反面来自己证明，当我的第三个小孩于五岁天死的那一年，我曾长期地沉陷于颓丧的心情中，觉得如失了宝贝一样。即至今偶然念及，也仍不免要难过许多时候。

我对于儿女，一直取着“听其自然”的主义。听其自然，原不好算甚么主义，只是迫于事实不得不然的一种敷衍办法。在妻初怀着长男的妊的当时，对于未来儿女的教养，也曾在少年幼稚的心胸中象煞有介事地做过许多一知半解的计划：哺乳该怎样？玩具该怎样？复习要怎样监督？职业要怎样指导？婚姻要怎样顾问？可是一经做了父亲以后，甚么都不曾办到。那情形差不多等于为政者说谎。为政者在未爬上政治的座位以前，必有一番可以令人动听的政治理想或政纲之类的，及权位到手，自食其言的不消说了，即真想实行其对民众所作的约束，也常感到事实上的困难不得已而变节的。我于做父亲以后，就感到一种幻灭。第一是因为自己须出外糊口，不能与儿女们常在一处，第二是没有财力与闲暇去对付他们。结果，儿女虽逐渐加多加长，理想却无从实现。横竖弄不好，于是只好听其自然。觉得还是听其自然，比较地可以减少些责任。校课成绩，听其自然，职业，听其自然，婚姻，也听其自然。

当我的长男在商店学满生意，自己看中了一个姑娘，亲戚某君拍着胸脯替他去做媒说合的时候，我曾郑重声明不管一切。长男的岳家不相信，以为这只是说说罢咧，哪里会有父亲不管儿子娶亲的道理？后来见我真不管，于是“外国人”的名声乃愈传愈远。在他们结婚的那天，我送了一百元钱的贺礼去，吃过一餐的喜酒就回来了。（五十元或百元的礼，我每年总要送一二次。我于近二十年来，不送一元二元的礼，在一方面呢，遇到亲友家里有婚丧大事，而境况窘苦的时候，就设法筹一笔大钱送去作礼。省去了零星的应酬，把财力集中于一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合算的事）至今儿媳们只从他们的小家庭里象亲戚似的来往着，因之普通家庭间常见的姑媳间的纠纷，在我家却未曾经验过。

我与长男，彼此经济已独立多年了。他虽已另立门户，作着一家之主，可是能力很薄弱，而且数年前曾有一时颇荒唐。我对他虽很不放心，但也只好听其自然。我觉得父兄对于子弟须负全责的话，只是旧时代的一种理想。在旧日职业世袭，而且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里，父兄与子弟自朝到晚都在一处，做父兄的对于子弟的行为，当然便于监督指导，可以负责的。至于现今，尤其是我们这一类人，这话就无从说起了。我在上海做教书匠，我的儿子在汉口做商业伙计，他如果不知自爱，在那里赌钱或嫖妓，我有甚么方法知道，用甚么方法干涉他呢？结果只好听其自然了。

长男以下，还有一男二女。有的尚未成年，有的已经成年了尚未结婚，当然只好留在家里养活他们，或送到学校里去。我虽衷心地默祷，希望他们将来都成一个“人”，但在象我这样的父亲与现今的时代之下，究竟前途怎样，也只好听其自然，看他们自己的努力与运命如何了。

我的做父亲的情形，不过如此。我敢自己公言：我虽二十五年来靦然地做着父亲，而自问却未曾真正地做过一日父亲。

（《妇女杂志》第十七卷一号，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