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后，为监督地方官员，设立了巡按御史。按照《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十年，七月，始遣御史巡按州县。”
根据明史学者方志远的研究，到了永乐、宣德以后，向各省派遣监察御史，已经成为朝廷定制。此后巡按御史的权力不断强化。
《明史职官志》记载，巡按御史是“代天子巡狩，所按削藩服大臣，府州县诸考察，举弹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为便于监察，明政府还制定了《抚按通例》、《出巡事宜》（见万历本《明会典》）。从这些条例看，御史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须把有关政治、经济、军事、赋税等材料整理造册，送御史审查。
明代巡按御史虽然代天子巡视，权威赫赫，但是品级很低，只是正七品，还不及各省的按察使，后者是三品。因此，为强化巡按御史的权威，明廷在宣德和成化年间进一步规定，巡按御史“序在三司之上”，而且巡按御史拥有举荐弹劾地方包括地方各省按察、布政诸司官员的权力。
在巡按御史之外，明朝在永乐之后，又向地方派遣巡抚。巡抚的权限最初和巡按御史相近，都是监视地方官员，同时也有牵制巡按御史之意，防止其权力过大。
起初，巡抚和巡按御史一样，都是朝廷派出，完成使命后随即返京，并不在地方常驻。但是，在嘉靖前后，巡抚逐步开始了地方化和制度化过程，巡抚逐步成为一省的行政首脑，各省都指挥司、按察司、布政司都受其节制。
为防止巡抚权力过重，明廷又赋予巡按监督考核巡抚的权力。有关二者的权限，早在嘉靖初年，朝廷就作出详细的规定：
凡徭役、里甲、钱粮、驿传、仓廪、城池、堡隘、兵马、军饷，及审编大户粮长、民壮快手等项、地方之事、俱听巡抚处置。都布按三司、将处置缘由、备呈巡按知会。巡按御史出巡、据其已行之事、查考得失、纠正奸弊。不必另出已见、多立法例。其文科、武举、处决重辟、审录冤刑、参拨吏农、纪验功赏、系御史独专者、巡抚亦不得干预。
从官方的礼仪制度看，巡抚似乎比巡按要高。按照朝廷规定，双方在集体场合同时出现时，巡抚据首席，巡按当据副手：
凡在外抚、按官相接，巡抚望巡按，到仪门下轿马，巡按迎至后堂，巡抚坐上席，巡按前席隅坐。巡按望巡抚，前门下马，由偏门而入，巡按隅坐，巡抚坐前席。如遇会勘公事，巡抚正面居中坐，巡按正面隅坐。习仪、拜牌、祭丁及迎接诏敕等项，巡抚居左，巡按居右，巡按仍让巡抚于前。其巡按与提学、中差御史相接，如常处，照依进道先后次序。公会，须让巡按。
但是，如果考察巡按的权限，就不难发现，巡抚实际上很难在和巡按御史的较量中占上风的。因为巡抚负责的是地方具体的行政事务，而巡按御史有权对各省已行政务“据其已行之事、查考得失、纠正奸弊”。这就把巡抚置于巡按的监督范围之内。
更重要是，巡按御史出巡，除了考察地方政务外，还负责“文科、武举、处决重辟、审录冤刑、参拨吏农、纪验功赏”，而且这些工作，按照明廷的规定，“系御史独专者，巡抚亦不得干预”。文武科举、司法案件都是地方核心事务。而参拨吏农、纪验功赏，更是关乎一省大小文武官员的前程。
巡按御史把这些权力掌握在手中，自然具有凌驾于巡抚的资本，朝廷有关巡按、巡抚的礼仪规定自然成了一纸空文。关于这一点及其衍生的有关流弊，嘉靖年间的胡世宁就已经提请朝廷注意。他说：
“先朝考定《宪纲》，一书以为矜式。其与三司、知府等官相见，各有定礼也；其职任事务，各有定例也。今则藩、臬、守、令，皆不得专行其职，而事俱禀命于巡按矣。神庙以来，抚按执奏，大抵抚臣见屈，按臣见伸，故属吏之畏按臣，甚于抚臣也。
甚者巡抚固位者，亦不敢专行一事，而永望风旨于巡按矣。相见之际，知府以下，长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随行。甚者答应之际，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实屈伏如拜跪矣。
至于审刑议事，考核官吏之际，与夺轻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榷矣。一有刚正不阿，可否其间，或专行一事者，岂惟巡按恶之，众皆疾之。或阴注以数字之考语，或明摘其一事之过失，而劾退之矣。
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为名，日候于御史之门，而无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来，皆必亲递。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使外台之长，乃躬任铺司、铺兵之役而不耻矣。彼为布政者，则曰我姑卑巽数月，则有京堂之升矣。既为都御史廵抚，则又曰我姑谦逊数年，则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则劾随之。”
后来，陈子龙把胡氏这篇奏疏收入《皇明经世文编》，在按语中说，“抚按争执，大抵抚臣见屈，按臣见伸，故属官吏之畏按臣甚于抚臣也”。万历之后，据《万历野获编》的著者沈德符观察，巡抚在巡按面前完全居于下风，甚至自称晚生，“文移毫无轩轾”，“抚臣反伺巡方频笑，逢迎其意旨也”。
——转自麟开祥趾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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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0 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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