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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重读《孙恩卢循传》想起他对身后形势的一种推断
朱永嘉
毛泽东在他读的《晋书》上，批上了“1975.8再阅”这几个大字，这是毛最后一次重读《晋书》，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下达了要我们把《王敦传》、《沈充传》、《桓温传》、《刘牢之传》、《王弥传》、《苏峻传》、《孙恩卢循传》注释上送。其中有一篇《刘牢之传》在七二年十月曾经注释上送过，那是与《晋书》的《谢安传》、《谢玄传》、《桓尹传》、《刘牢之传》窗体顶端共四篇一起上送的。这次要求上送的《晋书》的七篇传的组合与上次不同，这次，毛七五年读《晋书》时，是为了对他身后可能出现的危局之一种估计，它与上次显然不同。七二年十月送的四篇传是讲东晋王朝在谢安、谢玄等主导下如何稳定内部，打败苻坚百万大军南下，从而夺取淝水之战的胜利，整个精神是奋发向上的。
这次讲的是两晋末王朝危局的状况：这个危局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军队不听号令，动乱中地方势力的兴起，官民对立，形成群体性的对抗，中央政权由于软弱无能而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军队将领反复无常。把这八篇传概括起来，两晋末年所呈现出来的种种危机，毛重读这几篇传是他确实感到危局的暴风雨有可能在他身后出现，他想告知后来者事先有一个思想准备，便于他们能沉着冷静地应对这种危局，并如何转危为安。毛不在了，转危为安的办法得由你们自己去思考，自己寻找解决办法。这样的思考也是出于对后人的爱护。
后来我知道，毛与王洪文、邓小平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对话。毛向王洪文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问题。他说：洪文，我死后中国的前途吉凶如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但要和我讲真话。王洪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国人民一定会继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苦笑着说：官腔官调，社论语言，新党八股。然后毛泽东又转过头来问邓小平，刚才听了儿童团的回答，我想听你的爽快话，我死了以后，中国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况？你说呢？
邓小平回答说：洪文同志讲的，是那么一种可能……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派系林立，左派与右派对立，各自为政。中央约束不了地方，地方不服从中央，各大军区拥兵自重，南北对峙，东西对立，军阀混战，全国将成一片混乱。
邓小平的讲话使在座的人受到了很大的震惊。毛泽东脸色变得苍白，周恩来紧紧地闭着嘴。毛泽东对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直言不讳，我有同感，英雄所见略同啊!你算是说准了，儿童团吃惊了吧？盛世危言，振聋发聩啊！为此毛要王拜邓为师。
那个时期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调防，后来邓主持整顿军队，都是为了防止这种可能的出现。这次毛要我们标点注释的八篇《晋书》的相关传记，大概就是为了具体展示邓所说的那种可能的景象吧！重读这八篇传纪，可见毛当时的用心何其良苦！它们对后人还是非常有益的，那就是警钟长鸣。
我接到了这个任务以后，注释任务是下达了，但我迟迟没有催促复旦历史系的老师抓紧去完成这些注释任务。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那时我们刚因注释庾信的《枯树赋》换来了毛主席的批评，我刚写过检讨，多少有一点后怕，所以做什么事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怕再出差错。宁可放慢一点，认真一点，少出差错为好。二是这几篇传记都是两晋政治动乱中比较关键的人物传。接着是毛关于《水浒传》的谈话，八、九月份是全国整顿的高潮。而特别是对军队的整顿。九月份下旬，毛远新成为中央毛与政治局的联络员，整个政治形势扑朔迷离。
而这几篇传所写的都是两晋转折时期的重要人物。不知道这几个转折时期的反面人物会应验在什么人身上。那时谁也拿不准，我只能拖一下，慢慢地再说。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做不得出头椽子啊！所以这些个人物传记标点注释的任务，下达以后，我不催不问，姚文元没有来催，我则能拖就拖，于是这几篇大字注释的任务，就这样在我手上不了了之。现在想来，对毛我还是有一份歉疚自责之心。
时间已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并未出现东晋末那种败亡的严重状况。由于是邓执政，许多事他防范在先，出手果断。但毛要我们标点注释《晋书》八篇传记，就我而言，总是压在心头的一笔债，是自己的一件未了事，现在年龄也大了，还了这笔债，走时才心安呢。何况这件事仍值得人们久久地去回味。
毛是从两晋转折时期趋向灭亡的重大政事中，挑选几个关键的反面人物的传记，它可能反映了毛对其身后形势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的多种推断。从毛一九七六年与华国锋、王洪文谈话中讲到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一是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可见毛对身后形势的发展，到了一九七六年，他并没有定论，“腥风血雨”只是说了最坏的可能。就是全国全面的内乱，那也只是极而言之，并非真会如此，而是看后人何以为之了，让后来者在应对各种可能时，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罢了。
从这里更可以看到毛对身后事的思考，反映了毛对身后时局深深的忧虑。要我们标点这几篇古文传记，不仅仅是他自己阅读，而是要以后的当局者阅读和思考。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可能性的警示和告诫，有充分的思想考虑，比毫无思想准备要好。毛是从国家民族的大局来考虑的，不是从个人和家族，或者仅仅是权力如何交接来思考问题的，并不如有些人无中生有地说什么有意让江青、毛远新来接班，鵷雏安知鸿鹄鲲鹏之志，那只是暴露了那些造谣的小人物内心的丑恶，丢人现眼的拙劣手法罢了。
我这篇博文只想就《孙恩卢循传》所能给我们的启迪，说一点自己的思考，即便如此，也得先弄清东晋后期形势变化的历史过程，何以会出现孙恩、卢循这样的历史人物，他们对东晋败亡起了什么作用。
《晋书•孙恩传》称：“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 孙秀，是西晋末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赵王司马伦的谋士。赵王司马伦是晋宣帝司马懿的第九子，这个人在晋武帝时封为琅玡郡王，后来才转封为赵王，而孙秀正是赵王伦在琅玡时为其近职小吏。琅玡在今天山东胶南县琅玡台西北，近海，也是天师道发源地之一。《晋书•赵王伦传》称：“伦、秀并惑巫鬼”，说明他们都是信奉天师道以鬼神设教的人，言孙恩“世奉天师道”，说明他是一个世代信奉邪教的家族成员。
晋代信奉天师道这类邪教的，不仅有下层无知的民众，而且有士大夫，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父子皆信奉天师道，书法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还与道士的画符有关。不仅士大夫信奉天师道，而且帝室往往亦信奉邪教。孙恩的叔父孙泰，《晋书•孙恩传》称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王珣言于会稽王道子，流之于广州。广州刺史王怀之以泰行郁林太守，南越亦归之。太子少傅王雅先与泰善，言于孝武帝，以泰知养性之方，因召还。道子以为徐州主簿，犹以道术眩惑士庶。稍迁辅国将军、新安太守。”从这一段叙述可以知道孙恩的叔父因天师道与东晋帝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深受帝室的信任和重用。
司马道子是孝武帝的亲兄弟，是他千方百计排斥谢安主持中央政局，谢安去世以后，道子与其子元显在孝武帝后期实际掌握着东晋政局的中枢。《晋书•会稽王道子传》称：“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姏姆尼僧，尤为亲暱，并窃弄其权。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后，为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矛盾还是从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兄弟矛盾起始。
《晋书》道子本传称：“道子既为皇太妃所爱，亲遇同家人之礼，遂恃宠乘酒，时失礼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敬礼。”孝武帝采取的措施是“乃擢时望及所亲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内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国宝及国宝从弟琅邪内史绪以为心腹。由是朋党竞起，无复向时友爱之欢矣；太后每和解之。”（《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内斗在帝室兄弟之间展开，越演越剧。孝武帝嗜酒，醉的时间多，醒的时候少，他与宠幸的张贵妃说笑话，讲你年近三十，以你的年龄，“汝以年当废矣，吾已属诸姝少者。贵人潜怒，向夕，帝醉卧清暑殿，贵人偏饮宦者酒，使其婢以被蒙帝面弑之。”结果，司马道子对此事不闻不问，这样便引起王恭等与司马道子等的对立，司马集团内部的纷争公开化了。
由王恭领衔起兵讨伐司马道子。孙恩的叔叔孙泰便是借这个机会起兵的，他借讨伐王恭，私自起兵数千人，而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也与孙泰有来往，那时“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煽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于是朝士皆惧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会稽内史谢輶发其谋，道子诛之。”（《晋书•孙恩传》）这便是孙恩所以起兵的前奏。故孙恩、卢循之兵乱，实际上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延伸。如从另一视角看，它也与宗教势力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特别是与宫廷政治相关联的必然结果。
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说：“晋代天师道之传播于世胄高门，本为隐伏之势力，若渐染及于皇族，则政治上立即发生巨变。”这一类案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爽。故陈寅恪认为“孝武帝、会稽王道子及会稽世子元显等东晋当日皇室之中心人物，皆为天师道浸淫传染，宜有孙卢之乱也。”
上面我介绍了孙恩、卢循起兵的前因，下面我想讲一下起兵的经过，从其经过说明孙恩、卢循起兵的条件及当时社会矛盾与其所以失败的原因。孙恩起兵的经过，《晋书•孙恩传》有一比较完整的叙述，其云：孙泰兵败后，“恩逃于海。众闻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故就海中资给。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鍼、吴郡陆瓌、吴兴丘尫、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于是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吴国内史桓谦，义兴太守魏傿，临海太守、新蔡王崇等并出奔。于是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处处蜂起，朝廷震惧，内外戒严。遣卫将军谢琰、镇北将军刘牢之讨之，并转斗而前。吴会承平日久，人不习战，又无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诸贼皆烧仓廪，焚邑屋，刊木堙井，虏掠财货，相率聚于会稽。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
孙泰、孙恩所以能在地方上起兵作乱的条件有三条，一是上层统治者的分裂，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或者放纵，才能得以浸润漫延开来。二是它有一定的组织资源，天师道的活动是他们的组织资源和思想资源，如孙泰明明是被杀的，而孙恩可以愚弄民众，说成孙泰是蝉脱不死，故民众就海中资给孙恩，他们以“长生人”自号都是天师道为其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没有这些个条件他们没有办法把群众集合起来。三是地方上官民之间的矛盾处于非常尖锐的对立状态，基层的官员又处于非常散乱并且实力软弱的状态。《晋书》司马元显的传记讲到他仗其父司马道子的权势，“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孙恩乘衅作乱。”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成了孙恩起兵作乱的导火索了。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三》纪其事云：“孙恩因民心骚动，自海岛帅其党杀上虞令，遂攻会稽。会稽内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师道，不出兵，亦不设备，日于道室稽颡跪咒。官属请出兵讨恩，凝之曰：“我已请大道，借鬼兵守诸津要，各数万，贼不足忧也。”及恩渐近，乃听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会稽，凝之出走。恩执而杀之，并其诸子。”还是他的妻子谢道蕴还多少持刀散打对抗一下。会稽，今之绍兴，当时是一个大郡了，尚且如此，其他浙江诸郡当然都不堪一击了。故郡县这一级政权的无能，没有丝毫抵抗能力，为孙恩这股力量的壮大提供了机会。从孙恩起兵作乱以后的表现看，那是非常残暴的。他们诛杀县令郡守，而且滥杀无辜，所谓“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总数十万。”可见地方官员是他们直接冲击的对象。因为郡县这两级基层官员与当地民众处于直接对峙的状态，所以民众一旦起来反抗，他们变成了被打击的直接对象。
那时县、郡这两级官员其管辖的人数亦不过相当于现在的县、乡、村这三级基层官员。当时这些地方官员面对与之对抗的民众，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通鉴》称：“时三吴承平日久，民不习战，故郡县兵皆望风奔溃。”正因为如此，孙恩能迅速占有三吴地区，被孙恩所杀的地方官员许多都是王谢这些世族的子孙后代，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的妻子是谢安的哥哥谢奕的女儿，后来死难的谢琰是谢安的儿子，谢邈亦出身于谢家，其兄弟为孙恩灭门。从王谢二大世族的成员在东晋末，孙恩兵乱中的遭际，亦可见这些世族在民众中积怨甚深。
一时杀其长吏的现象不只是在东晋末偶发的，在中国历史上历次民变发生时，它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毛泽东在其临终前几天，还要读洪迈写的《容斋续笔》，记得在《容斋续笔》卷五中有一篇随笔，它的题目叫《盗贼怨官吏》。今录其文如下：
“陈胜初起兵，诸郡县苦秦吏暴，争杀其长吏以应胜。晋安帝时，孙恩乱东土，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支解之。隋大业末群盗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黄巢陷京师，其徒各处大掠，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着皆杀之。宣和中，方腊为乱，陷数州，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煎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杭卒陈通为逆，每获一命官，亦即枭斩。岂非贪残者为吏，倚势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时肆志，人自为怒乎?”
洪迈这一条《盗贼怨官吏》说了一句公道话，那是因为官吏“倚势虐民，比屋抱恨”，只要有一点导火索，就会引起民众蜂起反抗的局面。洪迈所列举的这些案例，都有官府贪财虐民的前提条件。陈涉起兵是因为秦二世大规模发民众徭役，因大雨失期，据法当斩，所以才揭竿而起。各郡县苦秦吏者，也群起而杀起长吏。孙恩起兵，是由于司马元显在江南的暴政所诱发。方腊的起兵，是朱勔对江南征发花石纲，“民预是役者，中家悉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需。”还有就是朱勔在苏州城中心的强迫拆迁，使“郡吏逼逐，民嗟哭于路。”（《宋史•朱勔传》）前后流毒州郡二十余年。方腊起兵时，便是以诛朱勔为号召，《水浒传》就讲到劫花石纲的故事。南宋陈通在杭州发兵变的原因则是“衣粮不足”。
洪迈说清楚了民众怨恨官吏的因果关系。要解决民变的问题，先要处置官吏虐民的矛盾。釜底抽薪，才能熄火，扬汤岂能止沸。至于民众对官吏们报复之残忍，不尽如洪迈所言。其中恐有渲染的成分。例如方腊起兵陷歙州，抓住了休宁知县鞠嗣复，知县说：“何不速杀我”，贼曰：“我，县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杀。”乃委之而去。（《宋史•鞠嗣复传》，卷四百五十三）陈通在杭州的兵变，也没有见官就杀。他们抓住的叶梦得和薛昂，对这两个高官，都没有伤害他们。至于唐末韦庄的《秦妇吟》所讲的黄巢在长安“天街踏尽公卿骨”的状况，也多有夸大。其实黄巢刚进长安时，还是深受民众欢迎的。《前唐书•黄巢传》称：“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既入春明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惜汝辈，但各安家。’巢贼众竞投物遗人。”黄巢前后在长安呆了三年之久，后来杀戮官吏，是因为他们与城外官军勾结的缘故。当然，也有错杀、误杀的。
东晋末孙恩、卢循的兵乱，最终是被刘裕镇压下去，然而东晋这个政权则在统集团内乱中倒塌了，变成各个统治集团逐鹿的对象。先是被桓玄所篡夺，接着刘裕又把桓玄打败，司马氏的政权转到了刘氏手中，改国号为宋，开始了南朝的第一个王朝。东晋先后延续了一百零三年，有了谢安、谢玄、桓尹他们取得了肥水之战的胜利才得以偏安江东，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父子俩的腐败，就埋葬了局促于江东的这一个小王朝。而刘宋这个小朝廷也只维持了五十九年。
三十四年以前，毛重读《晋书》，要我们标点注释那八篇传记，研究东晋后期是怎样垮台的，还是有实际警示的意义。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实际上是一个农村政权如何延续的问题，农村政权不稳，农民生活不安定，社会基础便不牢固，农业生产也难以稳定地增长。农村政权的延续既关系到农业生产，更关系到党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这是国家稳定的根基所在。目前农村政权的建设是最让人们忧心的一个问题。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关系好不好，涉及到县乡村，三级基层干部的实际状况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状况，如果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那么要求得社会的稳定就很难了。
建国初，我们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贪官，我们干部能有几十年保持廉洁奉公的作风，因为那是与三反运动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是有一股势，这个势就是政治运动的威势，六三年到六五年中农村的四清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也是一股势。有这股势才能刹住一切歪风邪气，有这股势才能把各种黑恶势力镇压下去。哪儿有群体性事件，哪儿就有成群结队的上访队伍。说明那里的干部有问题。那里必然有权力与金钱的结合，凌辱和欺压底层的弱者，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从根本上讲，是弱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的一种利益诉求的表现。
我们常常会埋怨社会上有一种仇富、仇官的情绪，这是一定社会利益冲突的产物。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作用的时候，民众中便会积叠那种怨恨与愤怒的情绪。这是活跃在地下的地火，而愤怒的泛滥，又会进一步削弱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弱者被欺压久了，便会转化成人们的一种怨愤的情绪，只要有一个突发性的导火索，甚至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恶意煽动，境内少数别有用心人的组织和挑动，就会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那时便会出现非理性暴力的对抗与宣泄，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现象。这一年多来，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突发性事件，要处理个别事件还是容易的，要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这些事件的深层次矛盾，只有严肃处理一切权钱结合，规范好全党的作风问题，才能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求得社会的稳定，避免出现东晋末年那种败亡的局面。
我想当年毛泽东要我们注释《晋书·孙恩卢循传》所具有的警示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从《晋书·孙恩卢循传》，我们可以看到东晋司马氏的王朝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不到三十六年时间这个王朝就土崩瓦解了，这里有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兄弟的内斗，统治集团内部内乱不断，有士大夫长期安逸享乐而陷于无能，有官民之间各种矛盾的积叠;而这个王朝崩塌的结果，不仅百姓们生灵涂炭，孙吴到东晋那几个世家大族包括王、谢、桓、殷几个世族也受到沉重的打击，如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父子的结局都是身首异处。有谁愿意看到这样悲惨的历史结局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拳拳赤子之心，天人皆可知也。”
2009年7月27日
（说明：原文段落太长，转载时作了适当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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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 16: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