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庚子救援”及潘炳南在故事（初稿连载）

开心阁主人

清末“庚子救援”及潘炳南的故事

一、鼎记钱庄的几笔捐款

潘炳南（1850—1930），字赤文，清末崧厦潘家人。幼年丧父，赖母沈氏苦育成人。太平天国后，在杭州与罗丙魁、廉卿、宋式斋等人合伙开钱庄，庄号“鼎记”，担任执事。皈依佛教，法名“觉虔”。

从“丁戊奇荒”“晋赈”开始，而立之年的潘炳南与钱庄同人便参与到义赈之中。“鼎记钱庄”、“潘炳南”的名字在《申报》中亮相，据光绪五年（1879）九月十六日《申报》载，鼎记钱庄通过杭州“同善堂”向山西灾区捐银洋十元。《浙江杭州同善堂八月十六日起二十九日止经收晋赈捐数目》，其中“鼎记庄省请客费洋十员”。

鼎记钱庄是一个小钱庄，本金有限，利息不多，除了工钱开销，还要养家糊口，所以硬是从钱庄与客户往来的请客费中省下十元银洋，捐给了山西灾民。

为什么说鼎记钱庄不大，是一个小钱庄，因为从《申报》后来公告的捐款数目中，鼎记钱庄都是一元、二元，五十元算是一笔很大数目了。

如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二十九日《申报》载：光绪十二年四月，上海三马路与昌丝栈陈竹坪经募山东赈捐，“杭州鼎记庄洋两元”。

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十八日《申报》载：光绪十五年五月，上海四马路文报局内协赈公所经收山东奉天赈捐，“杭省鼎记庄募求免灾三元，罗丙魁二元，廉卿、潘赤文、宋式斋三人各一元”。

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五日《申报》载：光绪十五年七月，苏州安节局代赎协赈公所经收捐款，“浙省鼎记庄二元”。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日《申报》载：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施子英经收顺直、山东、湖北、安东、淮徐赈捐，“鼎记庄潘赤文洋五十元”。

鼎记钱庄虽然长期只是捐款者的角色，小打小闹，但热心公益的善心，也给清末动荡中饥寒都增添了温暖。善在心意，并不在于出钱多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人人行善，皆有功德。

但是，作为历史的记述者，既不能抹杀事实，也不能夸大事实，应该实事就是。

比如，既不能把小说中虚构潘炳南首捐2000两，当作事实，记录进去。也不能把本来是救助东南官员、商人回乡，写作救济京津难民于水火。也不能把潘炳南建议到山东德州去救官商，写作是募款买粮运往京城。

“庚子救援”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看似善人纷纷登场的救济场中，其中充满了勾心斗角，还有因为行善而破家获罪的。

关于这一事件的资料有很多，是否有出入，可以请再核实一下！

二、潘炳南的救济建议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一番烧杀抢掠，北京大乱。许多东南官员、商人纷纷出逃，一路往天津乘轮船，走水路到上海；一路从运河到山东德州，再走陆路。在天津海口被外国封锁之时，有一部官商就从北京运河乘船往德州逃。

八月十八日，陆树藩发起的“救济善会”成立，潘炳南是二十四名共同发起的会员之一，清和坊鼎记钱庄作为杭州接受捐款处。陆树藩亲往天津主持救济，山东德州没有人前去主持。

潘炳南想了一个办法，通过浙江布政使恽祖翼给陶铨写了一封信，让陶铨去德州主持。并把信刊登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申报》上，题为《浙江藩宪恽方伯为救济会事致陶君铨生电》：

“江浙士商流落在德（州）不得归者无数，无人援手。今由浙江潘赤文兄先集银三千两，此后源源募济。资银集成，非求声望素著、勇于好义、熟悉情形，不能当此巨任。众推吾兄可力保此事，弟以为亦兄素志。求即起身赴德设局速办，银两咨文即刻派员解来，望速复。”

结果，因为事关重大，且事先缺少沟通，引起隔阂，陶铨没有接受。据驻清江粮台督办恽祖祁致电恽祖翼告知：“潘赤文义举，陶铨毫不愿做。”

当然，事情虽然没有达成目标，但潘炳南的首善形象已广为人知。

“先集银三千两”事，在八月十八日《中外日报》的“紧要新闻”栏中作了报道：“浙藩恽松耘方伯、前福建兴泉永道恽莘耘观察及浙省绅商潘赤文等筹集巨款解赴德州，拟将是项灾民迁徙南回。”

“筹集巨款”就是“集银三千两”，其实不是捐款，是鼎记钱庄的库银，算是向钱庄借的。等以后收到捐款后，再归还，并付利息。相当于既做了善举，又做了生意，一举两得。

欲知后事如，且听下回分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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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最先救济广东官商行动

所谓“庚子救援”行动，其实是一场官商救济官商回家的行动，也就是乡土富人团体之间的互救，并不是为了救济穷人。这一点有很容易被人混淆。

分辨的目的，主要是搞清当时的救援动机和目的，弄清事实，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救济。并不是说富人不能救，富人也是人，有难都要救。救人都属于“义举”。

最先发起救济的是广东，天津开仗后，广东有官员、乡绅、商人、包括家眷、子女二三千人，在天津无处栖身，米饭不敷，危在旦夕，通过香港东华医院发起以五千元为基数的救济。

此事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申报》以《粤人好义》为题进行报道：

“广东访事友人来函云，近日粤省崇正善堂绅董，出有传单，沿户分派。内开接到香港东华医院来电，称天津开仗后，广东官绅商众无处栖身者，二三千人。幸英官力为保护，但米饭不敷，危在旦夕，速即雇船，前往接济难人运回原籍，免至失所，嘱本堂请殷商富户捐助银两拯救。

本堂刻不容缓，即于本月初一日早，先垫银二千两汇缴东华医院代收，以后随收随汇，成此美举。如有善士乐助，不拘多少，缴到本堂账房，奉回收条，以免假冒云云。粤人真可谓见义勇为矣。”

“东华医院”，即“广东华人医院”。东华医院的主席及值事均由全港最财雄势大而又德高望重的商人担任。

因天津港口由英国人把持，利用东华医院富商与香港总督卜立的关系，致电英国统兵官，将在津粤人之愿回桑梓者一律送回，而“费用由港绅”支出。这事就办妥了！

当然，港绅支出的费用，仍来自广东，因为时间紧迫，有二千银元是崇正善堂先垫银拨出，再向殷商富户募捐的。另洋银三千元由广济医院拨出。

由此可知，主持慈善的，并不一定就是捐赠者，只不过参与募捐当中。而先垫银后收回，是当时的常规操作。一旦募捐不足，造成亏欠，则就须要由负责人承担了。

如陆树藩创办的“救济善会”，潘炳南曾给予鼓励，因为计划太大，经验不足，考虑不周，结果造成了很多亏空。

详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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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陆树藩为善会三见李鸿章

对于“庚子救援”一事，在上海先后成立了“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分别在《申报》告示，体现了关于救援行动的意见不统一。其中，还涉及到谁是领导者的问题？

就像前面提到的，潘炳南想单独成为德州救济会的创办者，就请浙江布政使恽祖翼给陶铨写了一封信，并把信公开刊登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申报》上，题为《浙江藩宪恽方伯为救济会事致陶君铨生电》，明确以创办者、领导者自居，而置人于从属听命的地步。既未事先商量沟通，相互又不熟悉，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擅自公开指令别人，受到拒绝是很正常的。

陆树藩年轻气盛，也犯了对势压人的毛病。在创办救济善会前，陆树藩曾与严信厚等义赈领袖进行过商议，但这些领袖“均不以为然”。

从分析来看，严信厚对陆树藩的建议“不以为然”，主要有三点：

一、救济方案太过庞大，既要救急，又要救穷；既要救官商，又要救难民；既要救本省官商，又要救外省官商，这么大的开支，由谁来捐助？捐助不来怎么办？

二、陆树藩建议派妥当的人去办救济，自己坐守上海。严信厚他们觉得非信得过的人去办，钱款很容易被挪用、贪污。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严信厚他们是前辈，觉得为什么要受陆树藩你指使，你有什么资格做鸡首，我们做你牛后，不干。要做，我们自己成立善会去做。

成立“救济善会”容易，难在难于募捐善款。如果没有后续的募捐进来，就算是自己先垫巨资进去，仍会一事无成，最终留下一个大窟窿。

这时，陆树藩像潘炳南一样，想到了一个借力打力的办法，想通过宰相李鸿章的力量，对严信厚他们施压，下命令，好迫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救济计划。

陆树藩因为父亲陆心源与李鸿章颇有交情，在多次赈捐中协助过李鸿章，并蒙李鸿章一再向朝廷上奏奖叙，认为李鸿章会看在父亲的情面上，再说这是一件利国利民救济大事，一定会得到李鸿章的首肯。

于是就先后三次进见李鸿章，并把自己的建议写成文稿呈上，最后得到李鸿章的批复：

“据禀已悉，具见好善之忱，已分别咨行劝谕筹办，此批。”

陆树藩得批乐不可支，以为募捐的难题有人承担，救济筹备的大功可以告成了。

不曾想，事情的发展，并非如陆树藩想象的那么简单！

具体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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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陆树藩成立“救济善会”

陆树藩

陆树藩在三次拜见宰相李鸿章之后，终于在八月十四日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批复后。于是，就在八月十六日《申报》上刊登《救济善会启》，正式公开宣布“救济善会”成立。

所以说，在上海发起的“救济善会”，表面上是民间组织，其实背后是依靠李鸿章支持的。并非是纯粹的民间性质，是依托于官方宰相作为号召力的。

陆树藩的《救济善会启》写得情理并茂：

“敬启者：近因京师拳匪为非，激成大变，列国师船连樯北上，竟以全球兵力决胜中原。炮火环轰，生灵涂炭，兵刃交接，血肉横飞。最可怜者，中外商民寄居斯土，进无门退无路，不死于枪林弹雨之中，即死于饥渴沟壑之内。身家尽毁，几如釜底之鱼；玉石俱焚，枉作他乡之鬼，呜呼痛哉，能无冤乎！某等不忍坐视，先集同志筹捐举办，拟派妥实华人，并延请洋医华医赴津沽一带，遇有难民，广为救援，名曰中国救济善会。

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声明此系东南各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总领事发给护照，俾善会中人携向军前救护，并拟即日遣人由清江浦至德州一带，沿途接济盘川，赈救难民。一面先请法总领事电达各国领兵官，如遇中国被难官商军民，必须妥为救护，倘有费用，将来如数由善会缴还。

窃念东南各省之旅居京师者，或官或贾，不知凡几。父母倚闾，妻儿问卜，其存其没，家莫闻知。凄凉之状，真令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惟是北方之遭难者甚众，广为救济，需费浩繁。为此不惮烦劳，遍呼将伯，倘能多募一金，即可多救一命。方今海疆多故，中外骚然，与其埋藏黄白以贾祸为忧，何如布施金钱为造福之计。

所有善会办理章程，明日附刊于报。倘蒙诸君子好行其德，慷慨解囊。伏祈惠赐敝所，转解地北，是则某等所馨香祷祝者尔。尚有章程十则及上海道照会等件，容俟明后两日续登。”

其中提到“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主要是恐怕八国联军阻拦救援人员，所以就以“外国红十字会”为例，允许在交战中拯“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

其实，在此之前，香港“东华医院”就已救济二三千广东官商回乡，而且交战早已结束，救的也不是受伤兵士，所以用不着再援“外国红十字会之例”。

因为会启中有“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一语，所以后人认为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

登报公布救济善会的成立，最重要的目的是募款。要让东南各省官商拿出银子，其实并不容易。仅用宗教形式说辞去劝：“与其埋藏黄白以贾祸为忧，何如布施金钱为造福之计。”恐怕还是不行的。

陆树藩所以信心十足地在得到李鸿章批复的两天后，马上宣布成立救济善会，因为陆树藩觉得募筹巨款的难题，李鸿章已经给自己解决了，已无后顾之忧。

李鸿章批复说：“据禀已悉，具见好善之忱，已分别咨行劝谕筹办，此批。”

年轻单纯的陆树藩内心肯定以为：以李鸿章宰相的威望、权力下达“劝谕筹办”，这事一定十拿九稳，严信厚等人敢不服从吗！

其实，李鸿章的“已分别咨行劝谕筹办”一语，是圆滑语，不是肯定语。“咨行”，是咨询可行否？“劝谕”，是劝说晓谕。都不是命令口气，指还在咨询、沟通中，还有商量而作决定的余地。

其实，从陆树藩三次拜访也作批复，而且还是混吞式的批复，说明李鸿章其实不太信任陆树藩的，而更信任严信厚他们。

但严信厚并不愿意为陆树藩募款，因此矛盾公开化，并另起炉灶，具体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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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严信厚等成立“济急善局”

陆树藩想借李鸿章之手，收归严信厚等人为麾下的想法是真实的。陆树藩在致江苏布政使陆元鼎的信中说：

“侄不揣愚陋，为援救亲友起见，创立红十字会，曾向济急局诸君子商议，均不以为然，婉辞谢绝。侄自顾德薄力微，恐难担此巨任，不得已乞合肥相国（李鸿章）劝谕诸公略为接济。往来公牍均已登报，想邀钧鉴。合肥临行时，谕以诸公颇有蜚语，必须赶紧开办，并蒙奖以小子可造等语，实深惭感。”

其实，通过分析这一封信的叙述，说明陆树藩请李鸿章说服严信厚为救济善会的募捐没有成功。因为李鸿章在临行时告谕陆树藩：“诸公颇有蜚语，必须赶紧开办。”

“蜚语”，指恶言闻上。言下之意，李鸿章已经听到严信厚在骂陆树藩是沽名钓誉，是在做戏给人看。如果是真实的，就必须赶紧开办救济，才能取信于人。

严信厚为什么要骂陆树藩？因为陆树藩想借李鸿章去压使严信厚，让严信厚成为自己的手下，专门负责募捐。让募捐的苦差使让前辈去干，自己做领导，别人不愿干，硬要别人去做，骑在别人肩上出名，肯定得挨骂！

其实，严信厚与李鸿章的关系，远比陆树藩亲密得多。

严信厚

严信厚（1838—1906），字筱舫，浙江慈溪人。同治初年，由胡光墉（雪岩）介绍入李鸿章幕，曾任河南盐务督销、长芦盐务督办，以盐务起家，从事商业，集资巨富。严信厚在上海设立源丰润票号总店，并在江南各省及京津两地设立源丰润分店十余处，经营存放汇兑及清王公大臣的存款，一时业务鼎盛，逞雄南北。

严信厚比陆树藩大三十岁，是陆树藩的长辈，资望财力都远在初出道的陆树藩之上。

严信厚在光绪十九年八月，开始办理义赈事务。在光绪十六年，以捐资助赈而得赏二品顶戴，是上海义赈界的领军人物。

严信厚对于陆树藩的老虎头上搔痒，会气得暴跳如雷。

据《中外日报》八月二十五日所刊登《陆部郎等上李傅相禀》可知，陆树藩在该禀中，请求李鸿章“劝谕盛京卿宣怀、候选道严信厚、候补府施则敬、刑部郎中庞元济等筹款济助。”

陆树藩让盛宣怀、严信厚、施则敬、庞元济等人为救济去筹善款，他显然引起了众人的不满。严信厚等向李鸿章表示：

“司员等虽早经筹及，彼时道路梗阻，无法可施，况值上海银根奇紧，商货滞销，艰窘万分，颇难筹集巨资。”

并向李鸿章建议：“迅饬陆树藩等克日派人带款先行往办，不得任意延缓，负厥初心。一面即由司员等分投竭力劝助，陆续接济。如因一时无人可延，卑府则敬情愿约友往办，不假他人之手，致有不实不尽情弊。”

信中对陆树藩的不满表露无遗，指责陆树藩既然救济善会成立了，也已表示先行筹集银二万两，为什么还在拖延不去办救济？不是有负初心吗！

并且表示大家都愿意参与善事，会尽力去募捐，但捐来的钱，施则敬“情愿约友往办，不假他人之手，致有不实不尽情弊”。表达了对陆树藩不信任，也是表示不愿意成为陆树藩的手下，而是要另起炉灶。

于是，“济急善局”于八月二十五日在《申报》刊登启事，公开宣布成立。

“济急善局”，意思是“济急不救穷”，只救官商回乡，不救落难穷人。称“局”，是规模比“会”要小，有一定限制的，是只救江浙官商。后来接受他省救援委托款项，改名为“济急善会”。

从两会的取名来看，“济急善局”经验老到，考虑到济急并不容易募捐，所以先确定济急范围，然后再逐步放开。

而“救济善会”起先愿望很大，救济范围很广，碰到筹款不足，就捉襟见肘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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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救济善会章程与发起者

在公布《救济会章程》的第二天，八月十七日在《申报》公布了十条《救济会章程》：

“一、议此举虽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然中国之遭难者甚众，不得不略示区分。现拟派轮船往津专济东南各省之被难官商。所有西北各省难民，恐有匪人混迹其间，概不济渡。如遇有饥饿贫民，当在京津设立难民局，妥为赈恤。

一、议在清江浦设立难民总局，派妥实华人至德州一带沿途查察，如遇有东南各省被难官商，拟向恽莘耘观察商酌，即由运粮车带回；倘遇西北各省难民，或酌给盘川，或量为抚恤，随时体察情形妥善办理。

一、议东南各省如有被难官商不知下落者，可由其家族或亲戚开具姓名、年貌、里贯，寄交善会，代为查访；倘欲汇盘费，亦可寄交善会代为转递。

一、议派赴京津救济难民之华人，由德国领事给照保护，并由德提督商请洋人喜士会随同照料。此外，华医以及帮同查赈董事，必须请精神强干众所信服之人。所有司事仆役，亦须有妥实保荐人方能派往。

一、议在上海设立筹办救济善会公所，杭州、苏州、广东等省设立代收救济善会捐款分所。此外，各省垣以及各府县，如有好善君子愿为劝募，再行随时添设分所。

一、议所有捐款，各处即由分所代收，付给收条为凭，寄存钱庄票号转解上海公所汇收，仍由公所分存上海庄号，随时支用。上海公所收到捐款，亦付收条为凭。

一、议呈请李中堂札饬招商局委员，凡有救济善会董事以及司事仆役人等来往清江、天津各处，均准免收轮船水脚。如有救出难民，或由清江，或由天津回南，一概不收川资作为捐助。倘能拨借一轮船，由善会酌贴煤油工食尤善。兼请札饬电报局委员，凡有救济善会往来电报，援照办理灾赈成案，一概不收报费。

一、议上海公所所收捐款，逐日录请登报；各处分所所收捐款，逐批录请登报。一切开销，每月结总后，请详细登报以昭大信。

一、议难民既入轮船，或已登车，不幸在半途病故者，拟将尸身载至上海及清江浦备棺成殓，不得依西例投之于海或弃之半途。其棺木设法暂厝，俟冬令运送本籍以安幽魂。倘沿途遇有暴露死尸，当就地雇人为之埋葬。

一、议官幕商民遇救者，如有随身箱物，均准装轮船及车辆。船伙车夫，以及会中丁役人等，概不准向索分文。

事系创设，头绪繁多，有难悬揣。以上拟定十条乃其大概，尚有未尽各事，必须因地制宜。事所必办者，随时相机妥筹，务期款不虚糜、功归实济。”

第一条提到：“如遇有饥饿贫民，当在京津设立难民局，妥为赈恤。”计划在北京、天津“设立难民局”，“妥为赈恤”，内容包括平粜（平价卖米）、施药。

第二条提到：“议在清江浦设立难民总局，派妥实华人至德州一带沿途查察。”计划在江苏淮安清江浦“设立难民总局”，“派妥实华人”至山东德州一带沿途查察。这是收留救济从北京河运到德州、清江浦的难民。

很显然，陆树藩等人原计划除到德州是派人去，到北京、天津也是派人去，自己在上海远程指挥。这也是受到严信厚等人非议的地方。

后来陆树藩被迫得只好亲自深入天津第一线，但由二十四人组成的救济善会，仍无一人赴德州。

二十四人，由以陆树藩为首的六名会员和十六家接受捐款的钱庄会员组成。具体名单，可见八月十九日《申报》公布的救济善会捐款处：

“上海交北京路庆顺里救济善会公所、申报馆协振所；杭州交清和坊巷鼎记钱庄；苏州交东大街同元钱庄；广东交源丰润票号；宁波交北江下富康钱庄；绍兴交保昌钱庄。又杭州庆福绸庄、江苏中市仁和钱庄，亦可代收。湖州未定，候陆纯翁示悉再补。

陆纯伯、樊介轩、席子佩、胡二梅、杨允之、胡仲巽、寿康庄屠云睾、中国银行陈笙郊、崇馀庄袁联清、承裕庄谢纶辉、源丰润王眉伯、广东源丰润王晋叔、苏葆生、丁小舫、苏州仁和庄倪锡畴、同元庄陈瀚如、延元庄卢少棠、杭州保泰庄丁信之、宁波富康庄彭集龄、绍兴保昌庄高云卿、煤炭公司陈乐庭、杭州鼎记庄潘赤文、镇江申义善源票号焦乐山、浙绍绍厚孚钱庄许笑云同启。”

因没人志愿去德州，所以在八月二十二日，潘炳南请浙江藩宪恽方伯为救济会事，向陶铨致电，请陶铨在德州主持救济，但陶铨不愿意做。

后由驻清江粮台督办恽祖祁致电山东粮道尚会臣，求其主持，得到慨然应允。

潘炳南在杭州致电德州粮道尚观察，于八月二十日“起解库纹三千两”，请恽祖翼转解尚会臣。八月二十四日，陆树藩致电恽祖祁，表示由“同仁源庄”再解漕平银五千两，请其“迅速转解德州”。

潘炳南与同仁源庄先后解往德州银两共两八千两，已经请人主持。这时“半路杀出程咬金”，“济急善局”宣布成立，派人前往德州济急。

“济急善局”提出与“救济善会”各管一路，救济善会陆树藩管天津水路，济急善局刘兰阶管德州陆路，要求陆树藩把汇到德州的八千两银划归刘兰阶。

陆树藩竟同意了，以致后来追悔莫及，想再要回来，已经不可能了，遂致造成更大的亏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待续）

开心阁主人

八、“济急善局”获得陆树藩八千两银子

“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的成立，都得到李鸿章的面谕首肯。

济急善局宣布成立之后，在八月二十九日《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名为《分头办理》的告启：

“启者湖州丁君晓芳、杭州潘君赤文，俯念江浙人士之南旋乏资者，留滞中途，情形困苦，当经筹集款项，并经陆君纯伯分头募助，议设救济善会，敦请妥友，前赴津东一带查明接济。上海各协振所严君筱舫、席君子佩、杨君子萱、庞君莱臣、施君子英复经设立济急善局，延请刘君兰阶，邀约同仁，驰赴清江至德州等处，酌核办理。

彼此同办一事，自愿不分畛域。现经公同议定，清江等处归严君筱舫诸公筹办，京津一带归陆君纯伯诸公筹办，庶几事有专责，款不虚糜。惟款项则各归经手，不得互相牵溷，所有潘君赤文、陆君纯伯已经解交恽心耘观察代收转运之款，即由陆君纯伯电请拨归刘君兰阶查收，严君筱舫诸君俟恽观察复电到日，立即照数就近拨还，以期两便。谨钞乞登报，布告同仁，伏乞公鉴。”

陆树藩此前数次想请“济急善局”接济救济款项，以解后顾之忧。但济急善局成员对陆树藩不信任，即使在陆树藩请李鸿章出面劝说，得到的答复也是接济可以，但要亲自去做，指派别人去不放心。

这一份《分头办理》的公告，就是对前言的实践。表示既然陆树藩人手不够，邀请接济，那就分担一半责任，陆树藩已往天津，德州是请人代理，那德州一块就由济急善局救济。

救济就怕款项不清，所提出款项“各归经手，不得互相牵溷”。接着说，既然潘炳三千两与同仁源庄的五千两，原本是用来救济德州，那就请陆树藩电告德州收款人，划转给济急善局。

说得滴水不漏，严丝合缝。公告一开始提到“杭州潘君赤文”，其实就是为下文划转潘炳南的三千银两作伏笔。一开头还提到“湖州丁君晓芳”，丁晓芳，名绍芬，浙江湖州人，在杭州开办庆福绸庄。丁绍芬尝参与筹赈，绸庄为上海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筹捐处。丁绍芬是否就是另五千两的筹垫者呢？

八千两不是一笔小数目，想第一次的广东救援，五千两可以救济二三千人，八千两可以救济很多人。

如果的捐款踊跃的情况下，反正是公共济救金，你用我用都一样，都是用在救济官商回乡。

但在江南商人捐款不踊跃的情况下，先垫的款项是借来的，是要归还的，并且要付利息。如果陆树藩先当作捐款划给济急善局，那以后出现亏空，就得由陆树藩负责。

陆树藩开始所担忧的，恐怕捐款会不足，所以才请严信厚等人筹款。现在严信厚另起炉灶，不但不给陆树藩筹款，还得到陆树藩从钱庄借来的八千两银子。这一来一去，不知道陆树藩是怎么想的，从一开始就掉进坑里了。

最后，陆树藩造成自己负债累累，还连累在北京赈灾的刘鹗倾家荡产。

详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待续）

开心阁主人

九、陆树藩想要回八千两银子

在陆树藩从上海起程前往天津之前，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救济团队，有总办一人，陆树藩自任，帮办二人，副帮办二人，总理洋人一人，洋帮办二人，文案三人，抄写员二人，翻译六人，账房四人，管衣粮二人，管报名册、信件、药料四人，管杂物三人，查察一人，查访七人，管掩埋三人，医生一人，管轮船、照料难民二人，帮查访十一人，管广米四人，驻沪总局董事二人，共六十四人。

另外还有，总理、司账、办公若干人，招呼难民、发给船票、探听东南省人流落北地者若干人，仆役、小工头、小工若干人，又是数十人的编制。

规定“司事、仆役薪水工资，当按月送给，不得预支。初次开船，有欲钱安家者，当先酌给一二月薪水，以后仍照定例，不得预支。”

司事、仆役的薪水尝有限，开支巨大的管理层人员，特别是总理洋人、洋帮办、翻译等，都得高薪聘请。再加上需要为会员免费提供食宿，不是一笔小数目。

《救济善会京津办事人员名单》，在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九日《中外日报》上刊登：

“救济善会京津办事人员名单：总办陆纯伯，帮办罗甘尝、施涵香，副帮办曹子成、朱润生，总理洋人喜士，洋帮办陈敬如、严又陵，文案谢汝舟、何幼仙、欧阳哲臣，钞写卓彤齐、祝祉卿，翻译洪兆生、雍剑秋、陈毅罨、何辛三、陈庆祥、许子正，账房燕贻卿、潘云卿、俞湘泉、谢建侯，管衣粮孙竹琴、蔡时甫，管报名册信件药料夏霄卓、刘梓如、沈伯雄、曹子佩，管杂物王培元、董禾庭、陈砚孙，查察钱点青，查访刘锡九、谢荣之、郑光元、张晓珊、王蔚卿、陈静轩、史梧轩，管掩埋严再生、严养奎、陆春祥，医生凌颂和，管轮船照料难民张湛生、陆鎰之，帮查访杨竹瞻、纪锦斋、杨德斋、王奎卿、王英桂、姚祖昌、严培南、陈复藩、陈钟莲、林昌敏、孙润彩，管广米刘吉六、郭灼南、吴云樵、孙瑞臣，驻沪总局董事潘赤文、丁晓芳。”

“驻沪总局董事”是潘炳南（赤文）和丁晓芳，上面提到济急善局获得救济善局的八千两银子，应该就是与董事潘炳南、丁晓芳协商同意的，所以才在《申报》公布：

“启者湖州丁君晓芳、杭州潘君赤文”，“现经公同议定”，“款项则各归经手，不得互相牵溷，所有潘君赤文、陆君纯伯已经解交恽心耘观察代收转运之款，即由陆君纯伯电请拨归刘君兰阶查收。”

双方在上海决定划拨银两时，作为会长的陆树藩正在前往天津的轮船上，他事先并不知晓。

这一件事让救济善会很被动，因为上海有两个善会，两虎相争，捐款势必流向济急善局，而救济善会却把借来的银子捐出八千两，这就让救济更难办理了。

本来因为天津不通，所以有一批官商从运河往德州走陆路，等到天津已通，可从水路坐轮船直达上海，不但快速，而且省力。所以原往德州的官商又纷纷赶到天津来了。

这相当于德州不用花八千两银子，而天津又得增加八千两的救济款，这一来一去，相当陆树藩增加了一万六千两的负担。

如果东南的官商踊跃捐款还好，但现实并不如想像的理想，救济善会得到的捐款不是很多，不久就陷入困境。

陆树藩在《致上海本会诸同人》信中说，可不可以把原来的八千两给要回来呢？

信是“致上海本会诸同人”，其实就是写给潘炳南、丁晓芳的，因为他俩董事作主答应转给济急善局的。

陆树藩信中无奈地说：“天津一局待救之人甚伙，经费深虑不敷，至德州、济南实有不能兼顾之势。会名救济，似觉义无可辞，再四筹思，苦无良策，可否转恳严小舫诸公，将解汇德州之款，拨助津局。德州、济南一带被难官商亦由津局设法一律援救。

彼此同为善举，岂可揭人之短形己之长，无如避难东省之人，纷纷来此，均系眷属羁留，求救甚迫，至令树藩左右为难，言之似有意相攻，不言则此心安忍！只求有济时艰，曷敢稍分畛域，恐于大局有碍，不得不冒昧上陈，知我谅我，惟诸公鉴之。”

但是泼水难收，银子是要不回来了。这个严重负债的苦果，只好由陆树藩含泪独自吞下。后来导致珍贵的“皕宋楼”藏书都卖给日本人，也与此有关。

而且牵连到刘鹗，也为此负债两万多两银子。详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待续）

开心阁主人

十、刘鹗在北京买太仓米平粜

刘 鹗

刘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以《老残游记》《铁云藏龟》著称于世。真正在北京掩埋尸体、买太仓米救济难民是刘鹗。因为太仓是国家的粮仓，因此后来刘鹗因此获罪，被流放到新疆，最终死在新疆。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俄军占领太仓，天将寒冬，俄军想利用仓库，太仓中都是国家储备粮。俄军不食米，想把所有米都烧掉。

一边是北京百姓忍饥挨饿，一边是侵略用火烧米。当时刘鹗正在为筹米为难，俄军翻译是姓张的中国人，特来向刘鹗告知此事，希望刘鹗能把米全部买下，救济北京饥饿百姓。

刘鹗问：太仓米多，银两不足，怎么办？

张翻译说：反正他们要烧掉了，有人愿意买，肯定也不在乎价格，你有多少银子？

刘鹗答：最多能凑到三万两银子。

张翻译说：好，我就帮你去说说看，应该能说成！

俄军本来要烧掉的太仓米，在张翻译的游说下，一想能白得三万两银子，合算，就答应了！

刘鹗急与陆树藩联系，筹集二万元，自己借一万元，以三万元统购太仓米平粜。

有关刘鹗的庚子救济，上虞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记载：

“适太仓为俄军所据，欧人不食米，君请于俄军以贱价尽得之，粜诸民，民赖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实在此事。而数年后，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其实在庚子救援中，刘鹗的功劳最大，救人最多。罗振玉认为这是刘鹗一生中最有功德的一件事，“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实在此事。”

有关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刘鹗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中外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捐款声明》，详细说明了经过：

庚子之变，刘鹗接北京朋友来信，细叙京城苦难状况，仗义的刘鹗欲施援手，正在焦心思虑办法，忽见陆树藩创立“救济善会”，倾佩无以复加。所以尽力筹备，捐银五千两，又借垫五千两，指明做北京救援之用。

这大概就是陆树藩开始提到的先筹集二万两的来历，刘鹗首捐五千两，又借垫五千两，潘炳南鼎记钱庄垫银三千两，同仁源钱庄垫银五千两，加起来一万八千两，已近二万之数。

后来陆树藩经营德州、天津水陆两路，已无余力到北京救济，而到北京的救援，势必延缓。北京的救援十分迫切，刘鹗遂收回捐款，自任北京救济之事。

值得一提的是，除刘鹗自捐五千两外，有亲戚程若水捐银五千两，焦乐山经手的无名氏捐献洋一千元，还有刘鹗亲友、工人共捐银五百两。

刘鹗带着人员物品，在九月间赶到北京，一路的川资费、保护费及遣归等费用，已用去三千两。到京后，大致根据亲眼所见的，存活者予以安顿，死亡者予以安葬，欲归行者资助之。不及两月，一万多两款项就全部用尽了。

时值陆树藩来到北京，对刘鹗说：现在掩埋尸体、大米平粜二事，皆不可缓，您何不为之！

刘鹗答：已没有钱了。

陆树藩说：宁波焦乐山处捐款甚多，可以取用啊！

刘鹗遂发电报与焦乐山商量说：约需款两万金。后由焦乐山如数汇到。于是掩埋、平粜、施医各局及时并举。又以千元创设“东文学堂”。

向俄军购买太仓米，应在两万两汇到后，刘鹗再筹借一万两实施的。

等到了第二年二月，款项用尽后，接到焦乐山来信说：此两万金中，有救济金一万，焦乐山经手一万，命刘鹗迅速归还。

刘鹗觉得愕然，自己奉陆树藩之命，在北京进行救济，怎么用在救济上的善款仍要收回，这不是开玩笑嘛！

刘鹗即向陆树藩询问，陆树藩解释说，收到的捐款是“救济会”名目，而刘鹗所做的善举，属于“慈善会”名目。用救济会之款，作慈善会之用，恐怕引起别人非议，所以需要归还。

这个理由其实很勉强，因为陆树藩公布救济善会十条章程时，除了救济官商南归，本身就提到要做慈善，“如遇有饥饿贫民，当在京津设立难民局，妥为赈恤。”这才有刘鹗向救济善会首捐五千两，再垫五千两的善举。

况且在北京开展的掩埋、平粜慈善救济，也是陆树藩让刘鹗去做的。

结果，因为救济善会筹到的捐款不多，而亏空又太大，包括当初划给济急善局的八千两。大概为了减少救济会的亏空，于是动了一个脑筋，让刘鹗归还两万两，陆树藩可以减少填补损失。

刘鹗无奈，遂回信告诉焦乐山说：“捐款已经用去，断难收回，既蒙责还，请稍缓时日，当输产从命。”

一面将在北京平粜、掩埋、施医等慈善局次第停止。在第三年（1902）四月，刘鹗以福公司山西煤铁矿二万二千金股票计两千二百股，抵还给焦乐山，作为原款本金、利息具清，毫无蒂欠。

听说此款焦乐山拨往长江一带赈济，其实也是慈善，与在北京赈济无异。还款之事已登在《征信录》报销。

结果，刘鹗仍为此饱受舆论误解，从1902年还款以后，刘鹗屡接湖州亲戚、朋友来信，指责刘鹗拖用公款，久久不归还，因此名誉大损。

而北京常有人说，刘鹗有侵蚀公款之事。

刘鹗说：我在庚子（1900）年所办各事，除程君若水等五千五百金，无名氏一千元以外，其余都是用自己家产出卖、典当来的钱，总共用去一万多两，并未向人捐过分文。

况且在北京时，各国以掩埋、平粜、施医等举办的尚为得法，愿入资同共参与的人并不少，但都被刘鹗巧妙推辞，一概不收受捐款，又何由侵蚀善款之事？

昨天又有客人来问：“救济会款何时归还？”刘鹗告诉他去年四月就已归还，并把各种情况详细告诉了他。

来客动情地说：“这必须登报声明，否则如此冤情，无人为你洗清呀！”

于是，刘鹗才在《中外日报》上特地发表《捐款声明》。原文如下：

“庚子之变，仆因接京友来函，备言京城苦状，正在焦虑，忽见陆君纯伯创救济善会，倾佩无似。故极力筹备，捐银五千两，又借垫五千两，指明做北京之用。后因陆纯伯翁经营德州、天津两路，已不遗余力。而北京之行，势须从缓，仆遂收回捐款，自任北京之事。

迩时有舍亲程若水捐银五千两，又焦君乐山经手无名氏洋一千元外，亲朋等工五百金，于九月间到京。一路川资保护及资遣归人等费，已耗去三千金。到京，略据目所及者，存者安之，亡者葬之，行者资之。不及两月，前款已尽。

时值陆纯翁到京，云：‘日下掩埋、平粜二事皆不可缓，公何不为之！’仆以无款对。陆云：‘焦君处捐款甚多，可取用也。’遂电商焦君云：约需款两万金。后由焦君如数汇到。于是掩埋、平粜、施医各局及时并举。又以千元创设东文学堂。及辛丑二月，款罄之后，接焦君来函云：此两万金中有救济金一万，焦君经手一万，名仆迅即归还。

后询陆君，知因收款时系救济会名目，而仆所为善举，皆慈善会名目。以救济会之款，作慈善会之用，恐滋物议故也。仆遂函复焦君云：捐款已经用去，断难收回，既蒙责还，请稍缓时日，当输产从命。一面将平粜、掩埋、施医等局次第截止。至壬寅四月，仆以福公司山西煤铁矿二万二千金股票计两千二百股，抵还焦君乐山，作为原款本利俱清，毫无蒂欠。闻此款焦举拨为长江一带赈济，已登《征信录》报销。

乃自去年以来，屡接湖州戚谊来函，责仆‘拖用公款，久久不归，名誉大损’等词。北京恒有人言，闻仆有侵蚀公款之事。按仆庚子年所办各事，除程君若水等五千五百金，无名氏一千元以外，其余皆摒当己产为之，统共用去万余金，并未向人捐过分文，况在北京时，各国以掩埋等举办尚为得法，愿人资者，颇不乏人，仆机为辞，概不收受捐款，则何由侵蚀！昨又有客来问：

救济会款何时归还？仆以上叙各节告之。客云须登报声明，否则此冤无人代白也。

癸卯六月刘铁云特白”

开心阁主人

十一、潘炳南在秦晋义赈中捐款

1900年，陕西、山西大旱，史称“庚子大旱”。陕西旱区多达六十多个州县，饥黎已逾百万。大批饥民纷纷逃荒求食，但在路上行走数天，到处都是旱象，又饥又渴，无以为食，一眼看去，枯焦羸瘠，沿途都有倒地死亡之人。甚至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

当时慈禧、光绪带领一众官员逃难在西安，面对陕西灾情，于九月十四日发布上谕：

“陕省连年歉收，今年亢旱尤甚，灾象已成，自宜亟筹赈抚。江苏候选教职严作霖，办理义赈多年，不辞劳瘁，叠经传旨嘉奖，著刘坤一、松寿、聂辑规饬令该员邀集同志，来陕办理义赈。

补用道施则敬、候选道严信厚、周宝生向办义赈，均著成效，并著饬令该员等分投劝办。

惟灾区较广，需款甚巨，盛宣怀久驻上海，熟悉商情，并饬劝募巨款，源源汇解，以资接济。”

盛宣怀、严信厚、施则敬、严作霖等人都是“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接到上谕后，迅速转入陕西赈灾中。

并把上谕以《劝助陕赈说》为题，发布在十月二日的《申报》上。同日《申报》，严作霖刊登《秦赈募捐启》，表示：

“办赈以筹款为第一义，作霖行期约在十月中，至少须携十万金以往。”

为方便筹款，朝廷给予陕赈募捐极优厚的奖励措施，如《东南济急会接办京畿春赈公启》称：

“现值秦晋开办赈捐，所有此项捐款，似可援案奏请给奖，惟秦晋赈捐亦属急需，同时并举，深悉徒多窒碍，两无裨益，是以先行筹劝，随后再行核奏。”

捐款者可以按银子多少，买官进爵，诰母封妻，利之所在，众必趋焉。

所以潘炳南捐出银子若干，授予“浙江候补道”衔，母沈氏诰赠“二品夫人”殊荣。

此时，本来就筹款艰难的救济善会，在济急善会举办“秦晋义赈捐”之后，让陆树藩益发举步维艰了。他在致湖南学政的信中感叹说：

“东南各省筹款本非易易，现又开办陕赈，按三成报捐实官，经盛杏荪宗卿、施子英观察承办，则敝会筹款更觉为难。”

最终，陆树藩因这次救援负债累累。据陆树藩在《拟办天津工艺局启》中说，“综计所费已几及二十万金”；又据估算，救济善会在上海、浙江共募得白银七八万两，因此估计陆树藩负债十余万两白银。

后因家族经营的振纶缫丝厂、钱庄先后倒闭破产，又欠下一笔债务，在种种压力下，陆树藩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十二万元将“皕宋楼”藏书卖给了日本人。

卖掉皕宋楼的第三年（1911），陆树藩心灰意懒，在家中剃度出家，并写下了一首诗断绝红尘：

遁入空门百感萦，无端风鹤梦频惊。

匡时未遂平生志，薄宦空留两袖清。

尘世谜团谁解得，皈依佛法我先行。

从今不管兴亡事，漫成新诗刻烛成。

与陆树藩和刘鹗因为慈善倾家荡产不同，潘炳南是一位慈善界的成功人士。

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潘炳南在崧厦东街处士里新建“据德堂”楼房，面阔五间，前后重檐。堂楼为子潘少文与媳朱素贞起居之所，潘少文与朱素贞在楼中赏风吟月，生活小康，并取名为“风月双吟楼”。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