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亦栋著《群书札记》
冯一梅序
先生所著《十三经札记》，梅既为之序。又读其《群书札记》十六卷，而益叹先生之学淹通博贯，凡子史百家，稗官小说，及汉、晋、唐、宋以来名人文集，苟有一字之疑，一言之误，皆未尝轻而略之，必为之疏通证明，以羽翼夫经传也。
夫《国语》，为《春秋》外传，左氏未载之事，幸于《国语》存之。《国策》为孟子时书，不读《国策》，不知孟子之苦心。《周书》载见《汉志》，实非汲冢古文，不得以《隋志》误题而疑其伪。《大戴》虽《小戴》删削之余，亦皆七十子遗言。汉儒弃取，岂为定论？《尚书大传》，存今文近说。《韩诗外传》，即三家古训。《山海经》、《列女传》、《吴越春秋》，皆秦、汉前之旧史，《说文》、《方言》、《广雅》、《讲求字诂》，尤为专家。吾儒致力于经，悉足以资考证者也。
司马公作《史记》，志、表、纪、传体例，悉取法《帝繁》、《世本》而为之。班、范两书，承先启后，而二十四史代有作者，不能逾越范围，则史学悉根于经学也。
诸子在周、秦以前，如管、荀、庄、意旨各殊；汉、晋以后，如淮南、抱朴，文辞古茂，不善读者，或议其所见之偏，而不知古籍仅存，惟此吉光片羽。往往有久佚之书，犹幸存于诸子中引见一二者，则读子实足以佐经也。汉、魏、六朝词赋有专集者，寥寥数家，昭明选余，弃如瓦砾。唐人孙巨源得《古文苑》于佛寺经龛，宋人章樵为之注，明人张溥又编辑《百三名家集》，而六朝以前文字，散见各史传及《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各类书者，几于搜采靡遗。至若唐之李、杜，宋之欧、苏，则又本集俱存，如日月之光，彪炳耳目，此皆由经籍而发为文章者也。
说部之书，载见《汉志》者虽已无存，而其后如《西京杂记》、《风俗通义》、《世说新语》、崔氏《古今注》、《颜氏家训》等书，各记所闻，各书所见。至唐而《资暇录》、《国史补》、《酉阳杂俎》、《尚书故实》、《柳氏旧闻》、《封氏闻见记》等书，悉称赅博。至宋而《西溪丛语》、《容斋随笔》、《野客丛书》、《梦溪笔谈》、《石林燕语》、《瓮牖闲评》、《学斋佔毕》、《演繁露》等书，群抒辨论。元、明以来，如陶九成《辍耕录》、杨升庵《丹铅录》诸书，尤指不胜计。通人哀集大成，于是有丛书之刻。
其例始于陶氏《说郛》，而陆氏《说海》、商氏《稗海》、李氏《涵海》、陈氏《宝颜堂秘笈》、祁氏《淡生堂余苑》、吴氏《古今逸史》、毛氏《津逮秘书》，程氏、何氏、王氏，并有《汉魏丛书》，踵而增之，使读者如入珠林，如登宝市，又皆证经考史、悉备取资者也。
我朝诸老先生，于治经之余，兼精史学者，莫如万季野《历代史表》、齐次风《历代帝王年表》、李申耆《历代地理志韵编》，及钱竹汀《廿二史札记》、洪北江《补三国》、《晋书地志》等书。而精校诸子百家及说部各书者，又莫如毕秋帆、孙渊如、卢召弓、顾千里诸先生。近所流传如经训堂、问经堂、抱经堂、平津馆、岱南阁、守山阁各丛书，较诸前明所刊，尤称精核。近日《沽经解汇涵》刻于粤东，《百子》刻于湖北，《二十四子》刻于本省，往往采自数家，用为底本。
《群书札记》序
若云专门之学，则精《国语》者莫如汪氏之《发正》、《考异》、《三君注》。精《文选》者莫如梁氏之《旁证》。以至仇氏之《杜诗》，查氏之《苏诗》，亦并能荟萃群言，以津梁后学。
今先生此书，复于前人所已言者，择其善而录之；并于前人所未言者，剔其隐而彰之，其有功于吾学也深矣！
婺源江氏《卦变考》，先生于此书弟（第）七卷全录其文。梅读至此，益心折先生学《易》之功，尤能实事求是，而不为近说之所动。夫卦变之说，始自荀、虞，于《易》例未能画一。其推求六十四卦，或谓自乾、坤来，或谓自六子来，或谓自十辟来，或又谓上下相加。如《损》、《益》，上下刚柔相变。如《小畜》、《履》，取象易。如《丰》、《旅》、《豫》、《比》，两爻齐。如《遁》先生《讼》，次生《中孚》，使学者瞢然莫知所从，已多力辩其诬，而决为先圣必无此说。
江氏独主反对之义，为千古发蒙。由《泰》、《否》二彖，“小往大来”、“大往小来”，豁然贯悟，以合六十四卦彖辞，触处皆通，罔不迎刃而解，此诚学易之士不可不知之第一义也。
而近日经生，未尝据此义以说《易》者，盖其故有三：一由于江氏之书名曰《河洛精蕴》，学者以“河洛”二字久遭排击，故一见此书，即不复展而阅之，而不问其所论之是非。再由于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亦以反对为义，学者知麻衣之书，为宋人戴师愈伪造，凡说之近于麻衣者，遂皆屏弃而不言。
又由于近人焦里堂作《易图略》，既辨变卦之误，并以反对为非，驳《解》反为《蹇》曰：《彖辞》利西南。西南，坤也。《解》无坤，《蹇》亦无坤，所谓西南者安在？又驳《萃》反为《升》曰：象辞柔以时升，坤晦于上，所谓冥升矣，安得为时？又驳《豫》反为《谦》曰：坤居上五，失位，以三先五，为灾为伤，所谓卑而逾矣，何亨之有？学者多信从之。
窃谓坤为西南，虽见《说卦传》文，而《蹇》、《解》之“利西南”，或未必即取此义。若《未济》三阳皆失位，此说出于箍桶之徒，乃本备、虞六交皆正成《既济》之说，而周、孔未有明文，则坤虽反而居上，未可以凶概之。
盖焦氏欲引伸旁通时行、当位失道之义，以自成一说，故其驳卦变，则出于自然，而其驳反对，即不无勉强耳。且据《周易义海撮要》所载薛温其说，及俞玉吾《大易集说》，知宋人以反对说易，殊不乏人。
而先生复据《汉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曰：“复崩来无咎，明艮山变为震雷。”“崩”字确有意义，则反对之说，自汉而已有之矣！
孔子《序卦》既以反对为次，而《杂卦传》文又多从反对生训。是孔子已以反对为易中应有之义，而表而白之。江氏由此会通，则“河、洛”之命名虽误，而反对之义固不误。麻衣之心法虽伪，而反对之说实未当伪也。
先生采此说而存之，知先生于汉、宋之间，固不欲稍分畛域，第知择其善者遵而从之，安肯随声附和，以渔猎博雅之名哉！向于治经之际，见先生人品之高乃而愈信。抑考江氏所著《群经补义》，亦于易之反对，大有发明。阮文达公刻《皇清经解》一书，取其《群经补义》，而不其《河洛精蕴》，殆亦谓“河、洛”之名可不必存，而反对之义实不可废欤！然则江氏之知己，惟阮公与先生而己。
光绪四年（1878）岁在戊寅六月望日 慈溪冯一梅识于武林西湖之诂经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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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20 1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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