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首创外来景教中国化 “王”字改“主”的痕迹

开心阁主人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太宗首创外来景教中国化

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下简称《碑记》）记载，大秦国大德僧人阿罗本，观察天象，天下运气已在东方大唐，于是载着真经、渡海越漠而来。历经艰险，于贞观九年（635）到达长安，受到唐太宗指派宰相房玄龄在西效的隆重迎接。

《碑记》云：“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

唐太宗特为景僧阿罗本设立“翻经书殿”，并不时请阿罗本进宫问道，“问道禁闱”。经过三年的问道与考察，唐庆宗深知景教是正教，阿罗本有真实德行，方才特令可以公开传教。“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宗教有关风化，正教可以帮助国家树立正气，邪教会把国家闹得乌烟瘴气。

唐太宗之所以能开启“大唐盛世”，与其能正确选择文化与宗教大有关系。

所以在中国古代，外来宗教必须受到国家的检验与认可，任何国家不认可的传教，都是非法的。而灌输邪恶思想、制造民族对立、煽动分裂国家的都属于邪教，可以就地正法。

反观近现代对于西方邪教的宽容而导致的灾难，“《春秋》责备贤者”，政府官员的目光短浅，放任自流，甚至内外勾结，造成国家因动乱而导致的亡国，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所以中国现在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革故鼎新，除恶涤污，特别要注意西方邪教不甘心灭亡，会千方百计利用文化传媒等工具，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煽动与颠覆。黑悟空、魔童二就是极其典型的案例。

再回过头来说大秦景教。大秦景教，就是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佛教，就是大秦景教。大秦景教属于小乘佛教，以修得阿罗汉（诃）为最高境界，名为“真主”。

所以“真主”是阿罗汉的另一种称号，就像佛有十种称号。“真主”是人人可以修得的，就像人人都可以成佛一样。

唐太宗通过不断以问道的方式考察景教，发现大秦景教与中国道教无异，而且发现大秦人就是中国人，大秦景教是“老子化胡”传到大秦的，现在属于景教回归中国本土。

所以，唐太宗在朝廷与众位大臣商议，确定景教是爱国的，是有助于中国教化的，才颁发诏书，同意造寺，还以皇家的名义，选拔二十一位有文化的年轻人剃度出家，学习、传播景教。

《碑记》云：“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象，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

唐太宗在诏书中提到，阿罗本“远将经象，来献上京”。“经”就是景经。据敦煌莫高窟经卷记载，景教载入中国的贝叶梵音共有五百三十部，后召景教大德僧景净，译出三十五部卷。其余大多数具在贝皮夹中，犹未翻译。

大秦以景教立国，崇尚教化，不设武备。教王即国王，实行让贤制。因此大秦的历史、文化书籍就是佛（景）经。

景僧先后从大秦带来景经五百三十部，这就好比把大秦的国家图书馆的书籍都搬到了中国。大秦的文化历史从此在中国得以保留。

这就是为什么阿罗本看天象，所以要到中国来的目的，他是想把景教文化传承下去，只有在中国，才能得以传承。

后来禅宗达摩祖师也是如此，看到中国有大乘气象，所以就到中国来传道了。

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大秦景僧阿罗本是真心来传道，与明末意大利天主教利玛窦到中国来盗窃科技、颠覆中国，根本是不可同日而喻的。

虽然都有以传教的形式，但动机不一样，手段不一样，目的不一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而且大秦景教是唐太宗以政府命令批准的，而天主教在明朝就一直被政府禁止，地下活动属于非法传教。

中国自唐朝开始，就实行了宗教中国化。在景寺墙壁，绘画唐太宗写真。“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

唐太宗赐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后唐高宗“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

唐碑中的“大法王”，在明末出土之后，被别有用心的人改成了“大法主”。

“王”字头上的一点下手过重，“主”字不免露出了破绽。

“王”字改“主”的痕迹

这是谁干的？谜底很容易揭晓：谁篡改，谁获益？十字指针指向伪善的天主教徒。

因为“大法王”三字，打乱了天主教的阵脚。再加上“镇国”两字，“镇国大法王”，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哪！

因为天主教混入中国，是来颠覆中国的。而“镇国大法王”，则是保卫中国的。这是正邪之分，天差地别呀！

唐太宗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没有看走眼，十分正确。

后来果真是景教挽救了唐朝，景僧同朔方节度副使伊斯，成为平叛元帅郭子仪得力大将。

伊斯以锡紫袈裟法王的身份，“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联合信仰景教的回纥军队，打败了叛乱吐蕃的大军，保卫了大唐国运的延续。

而回纥信仰的景教，后来就称为“回教”。回教是景教的延续，景教是回教的前身。

关于景教保卫大唐的故事，就记录在《大秦景教碑》中，大家不妨仔细研究。

再看在唐批准传教之初，皇家发度牒批准的第一批二十一名僧人，都是通过国家考试，选择三观正确的。

而不像天主教渗透进中国，就花钱收买地痞、流氓信教。如其说是在传教，不如说是在收买叛乱、分裂势力。现在称为“撒狗粮”，培养“殖人”搞“颜色革命”。其实在明朝、清朝、民国到现在，一直都在若明若暗地进行。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是教员的警世之言。这个“帝国”，就是西方以宗教包装的联合政治组织，对中国充满了妒忌的仇恨，久欲毁灭中国而后快。

因此，由此可知唐太宗具有雄才大略，为什么要对外来宗教实施严格的管理？因为夷狄之心，不可测也。防患于未然，那是必须的。

明末天主教从澳门偷渡入境，未得政府允许，用金钱收买官员、教徒，散播分裂国家、破坏中国文化的歪理邪说。进而内外勾结，策划颠覆了明朝。

所以从大唐兴而大明亡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历史的兴亡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