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诸暨的好例子”

开心阁主人

1963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诸暨的好例子”

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资料照片）

　　1963年11月20日，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同志看到一则公安部送上来的发言稿时，眼前一亮。读完稿件，他当即提笔作出重要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至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讲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诸暨的好例子，就是“枫桥经验”。这一日，被很多专家和学者视为“枫桥经验”诞生日。此后，这套源自诸暨枫桥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经验，走出诸暨，走遍浙江，走向全国。

　　55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首往事，不禁思绪万千。在那个特殊年代，“枫桥经验”的诞生，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

　　在诸暨市“枫桥经验”研究会会长办公室，我们见到了陈善平。他今年56岁，见证并研究“枫桥经验”30余载，是一个资深“枫桥迷”。

　　“‘枫桥经验’的诞生，是历史的选择。”陈善平娓娓道来。

　　上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国内经济发展步履维艰，许多百姓温饱得不到保障。国际上，周边各股势力暗流涌动，新中国面临严峻形势。这样的考验一直持续到1963年，顽强的中国人民终于战胜天灾人祸，等来了国民经济的复苏。

　　经济发展走上正轨后，1963年5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集由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出台《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决定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

　　诸暨县枫桥区，成为浙江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之一。

　　陈善平认为，枫桥能够成为全省试点，是有基础的。这片土地自古重教兴学，孕育了王冕、杨维桢、陈洪绶、何燮侯等一大批名贤。枫桥也是革命老区，周恩来曾到枫桥大庙发表演说。更重要的是，诸暨解放后，枫桥人民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进行创新性的监督改造，拥有依靠群众改造“四类分子”的良好工作基础。

　　社教运动试点工作很快启动。1963年7月到9月，枫桥区7个社教运动试点公社依靠和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省委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开展“说理斗争”，尽量不捕人，用“文斗”就把“四类分子”制服了。

　　“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毛主席听取汇报后十分关注，并指示要好好总结枫桥的经验。

　　10月，枫桥区社教运动中的这一经验被上报到公安部。

　　11月20日，一份由公安部起草的《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出现在毛泽东主席案头，这份稿件详细介绍了诸暨枫桥区社教运动中的对敌斗争经验。

　　毛泽东主席对“枫桥经验”高度赞赏，批示后仅两天，他又找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汪东兴谈话，强调要学习“诸暨的经验”，不要忘记动员群众，做好群众工作。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枫桥经验”作为全国社教运动中正确进行对敌斗争的范本，第一次在全国干部群众中高调亮相并推广。

　　“枫桥经验”的推广，对全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1964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捕人、杀人最少的一年，治安情况比历年都好。

　　次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指示，强调推广“枫桥经验”的重要性。从此，在诸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枫桥经验”，成为特殊时代背景中孕育产生的全新社会协作模式，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绍兴晚报》2018年0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