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大流感，崧厦乡贤在行动

开心阁主人

崧厦永锡材会

1918年大流感，崧厦乡贤在行动

据报道，1918年1月底，大流感始于美国。至9月，美国进入死亡时间，一片恐惶。

10月，大流感再次波及中国，各地疫情更趋凶险。

10月19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封从浙江绍兴崧厦的读者来信，署名‘屠子香、裴丽生’，信中称当地人都感染上一种奇怪的感冒，表现类似‘伤风’，称如果伴有咳嗽症状，还可能有活命机会，‘否则一经腹泻，旋即毙命’。

这封读者来信，描绘了当时中国流感肆虐的情况：

‘甚至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中，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盖自发现是疫以来，死亡人数已占百分之十。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灾区延袤，刻已渐度余姚，西达甬界。’

10月26日，在上海的河南人金策澄的——再次出现在了《申报》上，河南当时的情况也被记录了下来：‘鄙人等近接家信，均言豫南七属，因秋旱过久，瘟病大作，轻则寒热，重则死亡。家家如此，莫能幸免。无棺殓尸者遍地皆是，诚数十年来未有之大疫也。’”

大流感中上虞、河南灾情

江西九江，据《申报》报道称：九江近因天气干燥、久晴不雨，叠见疫症流行，沙河一带传染疫症尤甚，“死者无棺可购，生者接踵而亡，亦云惨矣！”

安徽省亦是疫症流行，传染极广，“病初起时，骨痛咳嗽，忽寒忽热，往往视为热症，误投凉药，因此丧命者时有所闻。”

绍兴同乡会代表屠子香、裴丽生在给《申报》的信中，当地的棺材已经不够用了，需要慈善人士进行施舍。

除此之外，医院施药和隔离消毒亦亟待解决。他们猜测道，疫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今秋宁波、绍兴两地过于干旱，没有下雨，上虞西乡河流浅狭，故受疫最深。

这当然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测。事实上，疫情始于美国，西疫东传，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及通过江河水质的传播，进一步导致了全球性的传染。

流感很快从外国传染到全国各地。上海、江苏、天津、北京、河南、安徽、江西、山西、四川以及东北等地，均为疫疠所困。

红十字会展开了救助行动。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沈敦和致电绍兴柯桥红十字分会倪仲敬，要求查明病情，并派王培元医生带医队及药品来绍兴参与救治。

10月27日，红十字会赴绍兴医疗队鲍忠琅等人发函称：

他们前往绍兴上虞西乡崧厦镇自治所，会晤了俞岳庭及绍兴同乡会代表屠子香等绅董，讨论疫情救治办法。

该地自七月以来，天未降雨，河水干枯，交通断绝。崧厦镇区内共五万余户，染病者一开始有类似寒热、胸闷、喉干等症状，患者如咳嗽，可保无虞。否则三日内毙命。一个月之内已有千余人病亡。

现在虽然情况略好，但染病者仍十有其八。他们暂借崧镇义学（松陵书院）内开办了临时医院，在各公所村庄粘贴布告，并想方设法引进化验品。

仅上虞崧厦镇，一个月内就病死千余人，可见疫情来势之汹汹。

当时并没有关于这次疫情全国死亡人数的权威统计，但可以想见是一个天文数字。据说死亡五千万至一亿人。

直到1919年一二月间，中国媒体上关于流感的报道才日渐消退。

从现存的全国资料来看，崧厦永锡材会的先贤当机立断，积极行动，表现突出。不但在中国疫情史上留下了慈善、勇敢的身影，更为中国抗疫史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是一场《上虞县志·大事记》中疏于记录的重大事件。

《上虞县志·大事记》失于记载

希望今后在新修《上虞区志》时，能把此重要历史资料补充进去！

下附《永锡材会碑记》全文与《上虞松夏志》记载：

永锡材会碑记

自敛尸之制备狐狸、蝇蚋，一洗上古委壑之风，而无财不可为。悦魂魄有知，抱痛重泉，有心人触目伤怀，此施材会之所由起也。第凡事莫难于创始，一无冯（凭）藉，平地为山，非勇于好义，鲜克成事。

崧镇之有永锡村会，乡先生提倡之力，抑何伟欤！清光绪间，裴勉山、俞亮臣、朱衣言三先生，闵死亡暴露之惨，集虞西旅沪旅汉同乡诸君，募资施材，是为开始时期。嗣以存款折收，经费不敷，至宣统间停办，是为中止时期。

民国七年（1918），得旅沪同乡诸君提议续办，与在籍诸君同力合作，而于沪设筹备会，在崧设董事会，双方筹募，共策进行，是为恢复时期。先后断续之交，历几许惨淡经营，而会克存留于今日，可谓幸矣。

虽然是会自创始迄今，才二十余年，而中经停办。自今以往，后顾茫茫，安保无中止之虑。惟是有基勿坏，程厥先民。乐善为怀，期诸奕世。后之人踵而续之，扩而充之，庶是会可大可久，垂诸不朽，为幸尤多也。此同人所厚望也夫。

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 日 永锡材会同人谨识

《松夏志》记载永锡材会

原文：“永锡材会，在嵩镇下桥头，竖有碑记。

略曰：光绪（1871－1908）间，裴鋆（yún，金子，字勉山）、俞佐庭（应为“保廷”，字亮臣）、朱成训（字衣言）等，闵死亡暴露之惨，集虞西旅沪、旅汉同乡，募资施材，是为开始时期。

嗣以存款折收（贬值），经费不敷，至宣统（1909－1911）间停办。是为中止时期。

戊午岁（1918，民国七年），旅沪同乡提议续办，与在籍诸君同力合作，而于沪设筹备会，在崧设董事会，双方筹募，共策进行，是为恢复时期。深望后之人踵而续之，扩而充之。庶是会可大可久，垂诸不朽，为幸尤多也。（据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