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郑和留下的传世著作

开心阁主人

明郑和塑像

寻找郑和留下的传世著作

郑和是一位文武兼备的伟人，他在二十多年七下西洋的经历中，耳闻目睹，有感而发，应该有所记录。

并且作为考察西洋的重臣，具有记录经历，接交报告的职责，一来汇报出使经过，二来为国家了解海外各国情况，采取外交应对之策，提供海外风土人物的信息资料，现在来说就是国际情报，是做到知己知彼的重要参考，这也是郑和不得用心著作的肩负责任。

郑和确实有著作传世，据云南名人袁嘉谷所编的《滇绎》中说：

“宋孝廉（昆阳宋藩）云，闻郑和家有和著作，当访之。”

这一传闻、记载并非孔穴来风，于理于情，郑和生前必有著作传世。

而且早在明万历年间胡文焕所刻《格致丛书》中，题《星槎胜览》为郑和著，这又透露了一个重要信号。

胡文焕，字德甫，一字德文，号全庵，一号抱琴居士。祖籍江西婺源，居于仁和（今杭州），是明代文学家、藏书家、刻书家，贡献极大的出版家。

胡文焕深通音律，善鼓琴，嗜好藏书，在万历、天启年间，建藏书楼，取名“文会堂”。后又取晋张翰诗句，改名“思蕙馆”。又设书肆，以刻书为事。用于流通古籍 。

胡文焕一生刊刻图书多达600余种，1300余卷。仅刻《格致丛书》，就收书181种600余卷（一说为206种和346种，今从《四库全书总目》），现存168种；收辑古今考证名物的各种专著以及文学、训诂、艺术等书，其中多秘册珍函，都是罕见之本。

所以由此可见，对于举世闻名郑和家藏有的稀世著作，嗜书如命的胡文焕必定会想方设法从郑和后人那里获取，或是高价收买，或是精心抄录，总之是必获至宝，方能心安。

所以胡文焕得到郑和宝书之后，为广流传，就刻印出版了！

星槎胜览

这就是后来流传于世的两种《星槎胜览》之一，四卷本的是郑和的著作，文采飞扬，记录详尽。两卷本的是费信之作，多数抄录郑和和他书而成。

但是很奇怪的是中外学者都极力打压四卷本的《星槎胜览》，说是四卷本是抄两卷本的。

说这种话的，逻辑本身就有问题的，只能少的是抄录多的，多的怎么能抄少的？其余多出来的内容，可以凭空瞎编吗？

所以专家向达说：“明胡文焕刻《格致丛书》，将费信的《星槎胜览》题为郑和著，那是耳食之谈，不足为据。观其所刻《百名家书》，作费信不作郑和可知。”这属于过于武断，不讲论证。

因为向达明明知道有两种《星槎胜览》多寡的不同，本身就不是同一人所著，也不可能是其他人根据粗劣版本、而能凭空扩充修改完美而能成的。

可能只有一种，那一定是七下西洋中见多识广、经历丰富、文采飞扬的人所作，这一位作者是谁？除了郑和，其他人谁者达不到如此条件与境界呀！

最为明显的就是卷四本的一篇序文，写得言简意赅，激情澎湃，心胸广阔，气象万千，那也不是粗通文墨的费信所能抒发的。

所以很怀疑有到底历史上有没有费信这个人？因为这一篇序文抄写郑和原作、塞入私货，伪造的痕迹十分严重！

序文中费信说：“臣本吴东鄙儒，草茅下士。先臣成大仓，未几而蚤逝。于是臣继戍役。”

费信与父样管理大仓的职务，最多算是“吏”，怎么能傲慢失礼自称“臣”？

而自称“臣”，是对君而言的，是大臣向皇帝上奏的口语。费信小吏，写书又不向皇帝进贡，序中自称“臣”，意欲何为？

很显然是伪造者在郑和向明英宗的奏书中，硬塞私货。

序中费信还说：“不揣肤陋，辄敢自叙其首。”这里又露马脚了。

本身这是一篇郑和向皇上的呈奏，所以开篇称“臣”，下面就提到“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再“太宗文皇帝”（朱棣），再到明宣宗驾崩，“皇上嗣登大宝”（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是郑和向明英宗的进呈之辞，是表达历代皇帝的治国方略，根据国内外形势，对机设法，“得时措之宜也”。

所以由此可知，郑和作为大臣，郑重向英宗皇帝进献西洋番国资料，也不可能取《星槎胜览》这种轻佻的书名。

“星槎”，是指宝船小如星辰。“胜览”，是指观西洋风光很胜美。这是对西洋番国的美化。

而文中明明说：“华夷之辨”，中国与西番是有区别的。“殊方末俗之卑陋”，西番各国的风俗是很低俗的“末俗”，何来“胜览”之说？

况且开篇就说：“而夷狄之邦，则以不治治之。”

“夷狄之邦”，就是指西洋各番国。“以不治治之”，就是乱七八糟，既无治理的办法，即使治也治不好。就像现在的西方，美国把世界搞得战火纷飞。

所以，四卷本的《星槎胜览》，原来书名应该就是失传已久的《西洋番国志》。

西洋番国志

为什么要改书名？因为在明代中国历史、文化就受到了西方势力的打压。看看明代爱国文人为什么创作《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封神演义》，就知道明末国家充满了外来凶险。

《西洋番国志》一书，从明代到清末，一直不出现于世，直到民国，才有所谓的《西洋番国志》出来，其实是摘录四卷本的《星槎胜览》部分内容而成。

下面把郑和原文中的私货删去，来看一下郑和文章的风采，题目为我所取：

郑和进献《西洋番国志》呈辞

“臣闻王者无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一视同仁。笃近举远，故视中国犹一人。而夷狄之邦，则以不治治之。洪惟圣朝天启文运，太祖高皇帝龙飞九五，波泽敷于中外，德威振于万邦。

太宗文皇帝继统，文明之治，格于四表。于是屡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等，开道九夷八蛮，钦赐玺书礼币。皇风清穆，覃被无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贡献臣服。三五之世，不是过矣。

皇上（明英宗）嗣登大宝，诏止海舶，及远征之役。盖以国家列圣相继，奕叶重光，治化隆盛。而远夷小丑，或梗皇化，则移师薄伐。使不忘武备，以巩固鸿基，为万世之宏规也。皇上恭默思道，端拱而治。守盈成之运，垂无穷之业，得时措之宜也。

至永乐宣德（明宣宗）间，选随中使至海外，经诸番国，前后数四，二十余年。历览风土人物之宜，采辑图写成帙，名曰《西洋番国志》。一览之余，则中国之大，华夷之辨，山川之险易，物产之珍奇，殊方末俗之卑陋，可以不劳远涉，而尽在目中矣。

夫王者无外，王德之体，以不治治之。王道之用若然。将见治化之效，声教所及，暴风不作，海波不扬。越棠肃慎之民曰：‘中国有圣人在上，白雉梏矢之贡，不期而至矣。’

正统元年丙辰春正月吉日臣郑和伏拜”

——据《纪录汇编》本转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