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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朝史有感十首》考释
曾祥波
宋人好以诗歌议论本朝之史事。宋代诗歌与政治之关涉极为紧密，这是宋诗不同于前代诗歌之大特色。《读本朝史有感十首》属于这一类作品中相当典型而又极少为人所注意者，其所述事件实为贯穿北宋近二百年党争之主线，实可视为简要的北宋“党争诗史”：
其一：若讷希文受责均，前贤初岂有冤亲。暮年颍上还惆怅，引得无穷射羿人。
其二：力荐资深入柏台，独延吉甫客翘材。如何岁晚钟山寺，只见黄州副使来。
其三：晚遭吕范攻尤峻，死辟荆舒恨未销。举世共非前濮议，无人细考后尊尧。
其四：非独苏仙念老穷，古灵亦复荐孤忠。白头不得诸公力，惟有西塘八十翁。
其五：师道在三乌可畔，友伦居五岂容亏。恰方誉瓘俄倾瓘，亦有尊颐不救颐。
其六：京携剑子丹谁颈，恕发私书族几家。天上那无黄背子，人间岂有白桃花。
其七：未谏瑶华世未知，故人已讶道乡迟。退之著论差伤早，不待阳城伏阙时。
其八：垂帘复辟身居稳，送吕迎章话又新。瞒得庭中相泣者，难瞒屏后窃听人。
其九：翻来覆去几枰棋，靖国崇宁各一时。前日雕笔栖宿者，等闲飞过蔡家池。
其十：愈作唐经还蓄缩，邕知汉事谩喽啰。假令实录成书了，其奈雍丘问日何。
（一）作者问题
《读本朝史有感十首》见载于《全宋诗》凡两处，一处收录于项安世名下，一处收录于刘克庄名下，文字小有出入，无关大碍。《全宋诗》收项安世诗，以“宛委别藏本”《平庵悔稿》为底本：收刘克庄诗，以四部丛刊影印清赐砚斋本《后村先生大全集》为底本。
项安世《平庵悔稿》在宋人别集的传布中情况较为特殊。《宋人别集叙录》指出，此书“清四库馆臣因未得采进本，遂从《永乐大典》辑其诗篇，然因当时误传全集己钞入《四库》，编纂遂辍，而《四库》其实未收。”《永乐大典》辑本为馆臣余集所辑，原稿遂藏其家，后传入鲍廷博知不足斋，又经赵魏编次，后为陆心源皕宋楼所得，终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国图、北大图书馆等处藏有原稿本的钞录本。
《平庵悔稿》的另一种版本系统则是阮元“宛委别藏”本，“宛委别藏”向称汇集世所罕觏之珍本秘笈，故《全宋诗》以此本录入项安世诗。通常而言，现存宋代中、小诗人别集多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并非流传有序之刊本，故每多谬误，而项安世诗集既出自号称普本渊薮的“宛委别藏”应该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另外，项安世比刘克庄大五十八岁，几乎是整整两代。在版本无问题的前提下，按照常情推断也应该是作为后的刘克庄的诗集误收了项诗。那么，刘克庄集中怎么会误收项安世诗呢？寻绎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我们发现他曾经编纂过两部绝句诗选，《本朝五七言绝句》与《中兴五七言绝句》，此二书今皆不存，但刘克庄自作序都还保存在《大全集》中，据《中兴五七言绝句序》称，《本朝五七言绝句》选录北宋人，而后刘克庄经友人劝说，又编选包括了南渡以降诗人的《中兴五七言绝句》共200首；五、七言绝句各半。
尽管该书己佚，我们仍不妨大胆推测，《读本朝史有感十首》作为项安世的绝句或许就披选入其中。作这样的推测乃是基于如下证据，刘克庄对项安世诗颇为熟悉，并且屡屡引用，其中多为五七言绝句，”所以，《中兴五七言绝句》中应该收录有项安世的作品。进一步推想，有没有可能刘克庄编选《中兴五七绝句》时，选入了项安世的《读本朝史有感十首》，而后其编选此书的零星手书稿纸留于故箧，被子嗣发现，误认为刘克庄所作，遂编入《大全集》中？促使我们作此种推测的依据是：《后村先生大全集》由《前集》、《后集》、《续集》、《新集》构成，《前集》乃林希逸于九年所刊（今四库本收入《后村集》即是），其时刘克庄62岁，此集之作品应无可疑。后三集之编纂，已在晚年。而据四部丛刊本《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之194《后村先生刘公行状》（林希逸撰）称后村《新集》之作，半出于目青之后，至于编订之事自然无法躬亲了，汇集了前、后、续、新的《后村大全集》的编订汇刻。更是在刘克庄身后了。而《读本朝史有感十首》之作，恰录于《前集》之外的其他几集。这就使得我们会怀疑此组诗有孱入的嫌疑。
按照这一逻辑推理，我们自然会想到。假设“项安世绝句因《中兴五七言绝句》之选录而入刘克庄集”成立，那么其他中兴诗人的绝句也有孱入刘克庄集的可能，如果能发现《后村先生大全集》中还有其他宋人的绝句，那么这将成为支持《读本朝史有感十首》为项安世所作的一个有力旁证。可惜我们遍察《后村大全集》中的五、七言绝句诸作，并无此种迹象。不过，在排查过程中，却意外发现了既见于刘克庄集、又见于项安世集的诗歌5组，兹列如下：
（1）刘克庄《闻城中募兵有感二首》；项安世《闻域中寡兵有感》
（2）刘克庄《韩曾一首》；项安世《有感韩鲁一首》
（3）刘克庄《有感》；项安世《有感》
（4）刘克庄《有感二首》其一：桓司马欲兵夫子，哥利王曾丑释迦。血面何须九坠臂，忮心终不怨镆铘。其二：夷齐怨恶本不念，尧桀是非今亦忘。不知伍子嗔何甚，魄化为潮日夜忙。
克庄《有感》：向来涉笔赋长杨，辱赐天家七宝床。黄吻少年评宿士，白头宫女说先皇。 走章台马曾游冶，攀鼎湖龙竟渺茫。 纵使老婆强搽抹，安能更复入时妆。
安世《有感四首》其一：宋司马欲兵夫子，哥利王曾刃释迦。血面何须九坠地，赤心终不怨镆铘。
二：夷齐怨恶本不念，尧桀是非今亦忘。不知伍子嗔何甚，魄化为潮日夜忙。
其三：向来涉笔赋长杨，辱赐天家七宝床。黄吻少年评大士，白头宫女说先皇。
其四：走章台马闲游冶，攀鼎湖龙竟渺茫。纵使老强搽抹，安能更似入时妆。
（5）刘克庄《有感》；项安世《有感七首之一》通过对这批意外发现材料的比对，天平现在反而倾向于刘克庄一方了。理由如下：第一，刘克庄《闻城中募兵有感二首》见手《后村居士集》（即《前集》）卷2，《韩曾一首》见于卷3，《有感》“策策秋声起树枝”见于卷7，而《后村居士集》作为《后村先生大全集》的《前集》，其中所收作品都是刘克庄亲眼所见，真伪应该没有问题。第二，刘克庄绝句《有感二首》“桓司马歌兵夫子”、“夷齐怨恶本不念”皆为咏史，且所举皆为上古之事，相当匀称，而其七律《有感》“向来涉笔赋长杨”一首明显为自我述怀，与上面两首绝名无论从题材、主旨还是情韵上都扦格难通，但在项安世集中，七律《有感》“向来涉笔赋长杨”被分为两首绝句（细读之下，意绪不畅之感十分明显），然后与《有感二首》“桓司马兵夫子”、“夷齐怨恶本不念”两首拼合为四首绝句，其擘绩补苴之迹宛然。
这样一来，所谓“宛委别藏”本《平魔悔稿》的可信度就打了折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总70期载有李更先生《宛委别藏本＜平庵博稱＞小识》一文，此文指出，宛委别藏本《平庵悔稿》“从所录作品、编次特点等方而加以考察，证明这一版本亦属《永乐大典》辑本系统……所谓“旧钞”。亦属欺人之语”，李文证据确凿，其结论本文完全同意。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李文发现项安世名下诗与他人重出者皆题为“有感＂，由此推测这“存留了出自《永乐大典》同一条目的痕迹”。此见别具只限。
其实已经间接提示了重出的原因，可能是馆臣辑项安世诗时将《永乐大典》中他人“有感”诗误孱入《平庵悔稿》之中。不过，李文并末直接给出《读本朝史有感十首》归属问题的证据，只是说“《后村大全集》的编刻出自作者子嗣，可靠性较高，这些作品的实际归属无须太多讨论”，而具体证据本文己经给出如上（顺便说一句，李文虽指出项安世《有感四首》（之三、四。向来赋笔涉长杨、走章台马闲游冶）“虽未见有形的疑点。但仍可能混有他人作品”。但由于项安世《有感四首》三、四乃是析分刘克庄首七律而成，故李文未能发现该诗仍是与刘克庄诗重出之什。而这两首恰恰是证明项安世之作为刘克庄诗孱入的明显证据）。
此外，我们还有第三类证据，即《读本朝史有感十首》中有大量的史事还见于刘克庄的文章中，如“水叔责高司谏”、“反噬安石”、“道乡谏瑶华宫”、“斩颐万段恕亦不救”等，其中有些辞句都极其相似，而刘克庄尚有《春夜温故六言二十首》组诗。
其所咏之史事、蕴含之主旨往往与《读本朝史有感十首》如合符契，如其二：“私怨有公论者，反噬非人情哉。颖叔发修阴事，资深叹轼奇才。”其八：“出入息顷冷暖，翻履手间雨云，斩颐从教万段，卖颁不直分文。”其九：“京桧皆黄发老，攸熺各黑头公。
当时号为小相，至今叹作顽童。”其十五：“一部日录付婿，三经新义传儿。跻翁超乎亚圣。赞父光于仲尼。“另外，《有感十首》其二“独延吉甫客翘材”一句中“客翘材”一辞，在《全宋诗》当中仅有两例，另一例恰恰见于刘克庄《和吴教授投赠二首》其一：“明主祗今搜坠典，故人太半客翘材。”而关于翘材馆的典故，宋诗中使用最多的正是刘克庄，分别见于《杂咏一百首》之《公孙弘》：“时得到翘材，”《蒙恩除大蓬一首》：“拜诏文相辟翘材。”
《强甫西上》：“翘馆讵宣频造请。”《录颜鲁公事》：“郎君自有翘材客。”《挽柳斋陈公四首》其二：客散翘材馆。”《送陈谏议澈赴边幕二首》其二：“若谒翘材问村叟。“《汤熨》“登翘材馆多新贵。”《送王南海二首》其一：“昔作翘材客。”另外还有《瓦送》一诗，其颈联《全宋诗》作：“聊为先师主精舍，不烦残客到翘村。”校记指出：“本作荒材，当作翘材或荒村。”根据“先师主精舍”的含义，又加之该诗押“十灰”韵，再考虑到刘克庄的用典习惯，可以肯定“翘村”二字必当作“翘材”无疑。
（二）何谓“本朝史”？
《读本朝史有感十首》中的“本朝史”并非泛指关于本朝史事的一切官方正史与私人野史。而是特指宋代官方修的本朝《实录》。
刘克庄《宋史》无传，考林希逸撰《宋修史侍读工部尚书龙图阁学士正议大夫致仕莆田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赠银青光大夫后村先生刘公行状》与洪天锡撰《墓志铭》，他曾两任实录院检讨官、国史院编修官之职，宋代官方修史分为若干层级，初级是《起居注》、《时政记》一类档案记录，然后据此编为《日历》。再进一步撰为《实录》，最后在《实录》的基础上撰成《国史》，而《实录》和《国史》则成为《宋史》成书的基本材料.《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国史院”载：“绍兴初，实录、国史皆寓史馆，后罢史馆，遇修实录即置实录院，遇修国史即置国史院。”刘克庄担任实录院、国史院的职务，自然会熟悉记载北宋历史的《实录》、《国史》诸书。需要指出。刘克庄入国史院时，关于北宋历朝史的诸朝《实录》以及《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早已修迄。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实录院”、“国史院”诸条。《直斋书录解题》卷4“正史类”、“起居注类”相关内容，《容斋三笔》卷13“四朝史志”条等记载，此事甚明，无详述。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本朝史”仅仅是指《实录》而不包括《国史》呢？原因如下：
第一，朱熹谈及宋代官方修史时说;“尝观《徽宗实录》，有传极详，似只写行状墓志；有传极略，如《春秋》样，不可晓其首末。杂手所作，不成伦理，然则如之何？本朝史以日历为骨，而参之以他书。”其中所言“本朝史以日历为骨”，按照宋代官方修史的流程常例，这里的“本朝史”当然就是指以《日历》为基础而成的《实录》，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举出的具体例子正是《徽宗实录》。而刘克庄所读到、并因之有感而赋诗的“本朝史”应该就是《实录》之书。《读本朝史有感十首》其十所谓“假令实录成书了”，正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更重要的理由是，《实录》是宋代官方修史的争论焦点所在，《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属于原始档案范畴，而以它们为材料加以修撰、初次体现出史家褒贬笔法的正是《实录》。之后以《实录》为基础修成的《国史》，只是呈现出体裁上的不同——具体而言，《实录》以“编年”为主，而《国史》用正史纪传体，朱熹所说“本朝史以日历为骨＂，就包含了《实录》以《日历》“编年”体制为基本框架的意思——内容及其褒贬并无实际区别，所以在宋代官方修史中，《国史》的修撰很少出现争议的情况，因为争议在撰《实录》阶段就已经解决了。《实录》诸书既然成为国家舆论陟罚藏否的承前启后的中枢，故而在两宋党争延续不绝的政治局面下，一直是两党争夺的重要阵地，历经了多次反复修订。其书之修撰，或号谤史，或称佞书，是非朱墨，读之而生兴衰之感，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宋代《实录》体例准确地说可以称为“编年附传体”，这与《读本朝史有感十首》的内容结构也完全吻合，这组诗所述事件以时间先后为顺序，由庆历党争开始，至钦、徽两朝党争结束，表现出明显的“编年”（而非“以类相从”）的迹象，而每首诗所述则以某一位或两位人物为中心，又体现出“传记”的特点。正是《实录》“编年附传体”的特色。宋代官方修史中，《起居注》、《时政记》和《日历》都是编年体，《国史》是纪传体。“编年”与“传记”相结合的，仅为《实录》。所以，刘克庄因读本朝《实录》而作《读本朝史有感十首》，在内容上呈现出逻辑结构的高度一致，这是很自然的结果。
第四，《读本朝史有感十首》的内容，可以分为“所述史事”与“所发感慨”两类，其“所述史事”基本上都可以在《宋史》中找到，而《宋史》的主要文献来就是《实录》以及由《实录》编纂而成的《国史》。这也从材料来源的契合上证明了刘克庄所读“本朝史”就是《实录》。
（三）撰写原委
北宋以降、南渡之后诸人担任实录院、国史院撰者甚夥，何以偏偏是刘克庄而非其他诗人创作了吟咏“本朝史”的组诗呢？赵翼《陔余丛考》卷24“刘后村诗多用本朝事”条、卷26“宋四六多用本朝事”条皆已指出，刘克庄为宋代文人中最为擅长使用本朝史事典故者。刘氏以“文名久著，史学尤精”的资质。又以实录院检讨官、国史院编修官的身份读到反复修订、朱墨杂陈的本朝《实录》诸书，有感于北宋政局诡谲，人事复杂，影响及于《实录》之编修，遂有《有感十首》之作，刘克庄有《跋山谷书＜范榜传＞》一文：
党祸，东都最惨，唐次之，本朝又次之，……本朝党论屡兴，事与汉唐同，而治乱与汉唐异，盖列圣至仁至明，静观徐察，竦、夷简指富、范为党魁，而昭陵随悟。章、蔡请斫君实、晦叔棺、族莘老，而泰陵不听。桧欲按诛赵元镇等家族，上赖思陵保全。侂胄诬陷忠定王，禁道学，因而废锢名胜。茂陵一旦奋发，雪忠定，驰学禁，而群贤复用矣。
三百余年之间，邪说终不能以胜正论，小人终不得以胜君子。虽更阳九百六之会，适以开一马渡江之业；历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临吴之福，有以也夫！予尝谓前世党人有刀锯之祸。若本朝则烟瘴而已。然前世或自系于狱，或谊不独生，或以齐名李杜为荣，同于为善，同于嫉恶，同于舍生取义，呜呼盛矣哉！季世风俗不然，随好恶而改化，视胜负为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
范忠宣诸子多贤，尚劝乃翁求出籍；而斩颐万段，恕亦不救者，皆是也。此风既成，窃意未必乐与范、尹、欧、富同贬，况甘与君、厨、俊、及同死乎？
豫章公远窜不悔，囚宜州谯楼上，犹书此传，无愧于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孙尚书当庆元初，阖门避谤，绝口不自明，尤贤于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朝，进无刀锯之祸，退无烟瘴之忧，而不能自强于善者，览卷宜有愧色。
此文虽是后村为山谷书《范滂传》之题跋，亦不妨视作其《读本朝史有感十首》之叙论。跋文中所言“反噬安石”、“斩颐万段，恕亦不救”，与诗中所言“独延吉甫客翘材”、“亦有尊颐不救顾”，两相参照，如合符契。
刘后村于朝野间立身行事，有因文字之狱几至于祸者，“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笺公《落梅诗》与‘朱三郑五’之句，激怒当国，几得谴。安晚郑公时在琐闼，力为辨释以免”（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又有上书力谏党争之非者，“漠谋之误二……其二曰庙谟暌异，邪党揶揄，殆几反戈以自攻，不忧探穴之覆出。刘挚主调停而几覆族，曾、韩争大柄而卒相京，追思可畏也”（同上）；其诗除《读本朝史有感十首》之外，尚多有咏史之作，论前代历朝史如《杂咏二百首》（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所谓“果山见公《杂咏二百首》，手之不置，曰：‘一章虽二十字，皆史断也。’”）、《录汉唐事六言五首》，论本朝史如《感昔二首》、《赠防江卒六首》、《读崇宁后长编二首》、《题系年录》、《端嘉杂詩二十首》、《循梅路口四首》、《春夜温故六言二十首》、《耄志十首》等等，荦荦大观。
观刘克庄行事之深切著明，读其诗议论之激扬风厉，可知《读本朝史有感十首》绝非一时兴到率尔之作。作为现存宋诗中唯一一组“本朝《实录》”的“读后感”，作为一部简明的北宋“党争诗史”，在论及宋诗与宋代政治、宋代史学修撰之关系时，刘克庄《读本朝史有感十首》都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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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4 14: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