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泳泽书院”考

开心阁主人

上虞“泳泽书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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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泽书院”是上虞历史上的第二家书院，建于元代；第一家是“月林书院”，建于南宋，始建于上虞五夫清风峡，后移建崧厦石鼓（今潘韩村）。月林书院虽比泳泽书院早，因县志记载明确，且有《潘氏族谱》存世，故少有异议。而泳泽书院虽较迟，却因建于何时？建于何人？存在许多异议。究其原因，明清四种县志记载各异，因而造成了后人的许多迷惑。

泳泽书院建于何时？

据明正统六年（1441），郭南纂修的《上虞县志》记载：“泳泽书院，元初草创于西溪湖东。”

而据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葛晓等人纂修的《新修上虞县志》记载：“泳泽书院，元至正间，创西溪湖滨。”

郭南说泳泽书院创于元初，葛晓说泳泽书院创于元末（至正间），到底创于何时？照理，只要查阅元代的上虞志记载，即可揭晓答案。

可叹的是，在明代，上虞曾发生文人毁灭历史的劣行。为了争夺“皂李湖”的归属权，郭南私修县志，编造“曹黎湖”的传说。为免留下把柄，他把元至正八年（1348）的《上虞志》、元至正十四年（1354）的《上虞志》、明永乐十六年（1418）的《上虞县志》都给毁了。后来葛晓官修《新修上虞县志》，则把郭南的《上虞县志》给毁了。

这样一来，泳泽书院到底创于何时？仿佛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头案。

好在历史留有痕迹，必然有据可查。郭南与葛晓各执一词，必然有历史资料作为证据，而因为理解的不同，分析得出的时间结论就不同。

那么他们二人看到了什么资料呢？元儒学副提举杨彝所撰的《泳泽书院碑记》，二人是都应该看到的，况且全文载在县志。

郭南与葛晓都认为，在金罍山造泳泽书院的是“方枢密”。方枢密就是方国珍，方国珍任太尉兼知江浙行枢密院事，“方枢密”是对方国珍的特称。在《万历<新修上虞县志>（点注本）》中，主编胡耀灿、黄颂翔都认为“方枢密”是方国珍。

郭南和葛晓二人，都认为金罍山的泳泽书院是方国珍“更置”，不是始创。始创于何人？二人都不知道，因此也无从争执。

那么泳泽书院创于何时的争执，会是出自哪一份上虞历史资料？那一份资料，是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还是仍然收藏在书籍？这就需要花披沙见金的功夫去淘洗。

据杨彝《泳泽书院碑记》记载，泳泽书院与西溪湖有关，西溪湖与方国珍有关。方国珍在上虞的农业税改革，减轻了西溪湖农民的负担；方国珍对上虞的水利建设，促进了西溪湖农业的丰收。减税增收后的百姓，生活充裕安定，为感谢方国珍实施的仁政，西溪湖的父老为方国珍建造了生祠，焚香遥祝，并为生祠题名为“泳泽”。

《泳泽书院碑记》：“至正十八年，公为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总余姚、上虞之师，乃克命官验田高下，以均其赋。复命治堤坊，通沟洫，以备水旱成丰年。于是，民大欢洽，谋即湖滨为公立生祠，曰‘泳泽’。公闻之，谓其人曰：‘政有当然，而何劳尔民若是。’”

在至正十八年（1358），方国珍为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统领余姚、上虞军队。他深知民间疾苦，指示地方官员深入农村，校验农田高下，制定合理赋税。又命修筑堤坊，疏通沟洫，以备水旱之灾，保障年成丰收。于是，百姓皆大欢喜，商量在西溪湖滨为方公立生祠，取名“泳泽”。表达了百姓沐浴在方国珍仁政的恩泽之中，永远不能忘怀的心情。方国珍听说此事，便对人说：“这是为政者理所当然应做的事，而何必这样烦劳百姓呢！”

不仅如此，而且还在丰收喜庆的节日里，西溪湖的父老乡亲还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既有大型书画，又有题咏诗歌，充满了生活的欢乐！充满了对方国珍的感激之情！

这样的欢乐场景和感激之情，就记录在刘仁本所作的《西溪湖题咏序》中：

“西溪湖当虞邑之西南鄙，环堤以里计之，盖四十有五焉。水利之夺于豪者既复，田赋之轻重遍负者既适均，沟塍坝闸与夫矩度之防范者既周以密，余尝为纪‘泳泽亭’，以著民情之忻怿不忘矣。”

刘仁本，字德元，号羽庭。中进士入仕，历官温州路总管，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学问淹雅，工吟咏，文清隽绝俗，意趣超然。方国珍据温州、台州，朝廷授以节铖，招延诸郡士大夫，刘仁本入其幕中，参预谋议。时群雄角立，朝令不行。刘仁本心存元室，劝方国珍海运资京师，朝命加枢密院副使。

刘仁本在庆元（宁波），凡兴学、建桥及修上虞石塘等善政，方国珍皆听从刘仁本之言。所以一时名士依靠刘仁本避乱的有很多。

方国珍在浙东任太尉兼枢密使（行枢密院事），手下有二位枢密院副使（知枢密院事），一位是弟方国珉，一位就是刘仁本，刘仁本是方国珍的得力参谋兼副将。

刘仁本在《西溪湖题咏序》中，开篇就提到方国珍在上虞农业的改革，被豪民强占的水利重新恢复，减轻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田税，新建开筑农田水利网络，制定合理的灌溉制度，保障了农业的丰收。因此，西溪湖百姓捐钱为方国珍造了生祠，并在祠旁修一亭子，取名“泳泽亭”，以纪念方国珍的亲民仁政。

《西溪湖题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乃至正二十有二年春正月，其乡老有章志安，率若干人持绘帙踵门而告曰：西溪湖之利病，殆将百年弗治。今一旦得参政方公檄，韩伊上下询谋，悉心匡济，俾吾农民利其利而乐其乐。诚有如子记言‘春而耕，歌于斯。秋而收，歌于斯’者，不徒曰感叹而已。”

在至正二十二年的正月，西溪湖的父老章志安，带领众人，手持绘画来到刘仁本的住处，真诚地对刘仁本说：西溪湖的弊病，将近百年都治不好。今一旦得到参知方公（国珍）的改革指示，上虞县尹韩谏上下咨询谋划，尽心救治田赋过高、水利失修的弊病，使我们农民“利其利而乐其乐”。诚如您在《泳泽亭记》所赞美的：“春而耕，歌于斯。秋而敛，歌于斯。”这不仅仅是感叹，而是真实发生的现实。

章志安老人接着说：“盖即吾溪湖胜景有八焉，昔放翁陆（游）先生尝标题之，今将极其想象，拟诸形容，协诸情辞，见诸讴咏，使有引考，犹睹河洛而思禹功也。”说完，章志安老人向刘仁本深深一恭，诚恳地请求说：“敢请序诸卷首！”

展开画卷，只见“湖之东有长者山，山麓新作祠堂，旁为‘泳泽亭’，仙人魏伯阳金罍丹井在山后。湖光晴岚，氤氲轇轕，相为荡摩……”

哟，长者山麓所作的祠堂，不就是西溪湖百姓为方国珍所造的生祠吗！旁边的“泳泽亭”，不就是纪念方国珍农业改革的“泳泽”题名吗！

据此可知，刘仁本《西溪湖题咏》所记载的：“山麓新作祠堂，旁为泳泽亭。”与杨彝《泳泽书院碑记》所记的：“谋即湖滨为公立生祠，曰泳泽。”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据推算，生祠和泳泽亭造于至正十九年（1359）与至正二十一年（1361）之间。

由此可见，郭南的正统志和葛晓的万历志，都把纪念方国珍的“泳泽”生祠当成了最早的“泳泽书院”，郭南和葛晓二人都理解错了。

其实方国珍在金罍山创建的“泳泽书院”，是首创，不是“移置”。

比较郭南和葛晓的错误理解，葛晓稍近史实，郭南误差更大，郭南认为是“元初”，葛晓认为是“元至正间”。

而到了清朝的光绪年间，《上虞县志》和《上虞县志校续》都采用郭南的错误记录，都认为泳泽书院是“元初”创建的。而《上虞县志校续》则更为离谱，把“方枢密更置金罍山东”，改成了“方国珍弟国珉移建金罍山东”。把金罍山创建泳泽书院的功劳，从方国珍转移到了弟方国珉身上。

方国珍在上虞对农业和文化的贡献，经过上虞修志者的不断努力，终于被成功架空了。

但是，如果修志秉承实事就是的态度，“泳泽书院”的真实记载应该是：“元至正二十五年冬十一月，枢密方国珍创建于金罍山东。”